主持人:我理解陈总刚才讲的吉利汽车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首先是把产品做好,以产品为基础延伸到其他方面,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问题,企业社会责任这个理念是怎么认识的,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在做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他同时是一种很好的营销方式。顺带把他的经济利益也实现了,也做了企业社会责任。请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方面成功的案例。
高珩:我个人感觉这个问题是这样,企业社会责任做不做、怎么做、做什么。做不做这个问题,在西方其实是有长期的争论的。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只要把自己的产品做好,股东的回报最大化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之后,认为企业不仅要为股东提供利益最大化的回报,还应该向所有和这个企业利益相关的群体,对他们有回报。我个人认为,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观点是做好经营就好了,他是有他的理论基础的,但是社会是在变的。现在的这些企业,现在全球竞争的企业他们已经会越来越意识到,你在企业竞争的过程中,你在实现单一的股东最大化目标的过程中,你已经不能够离开利益相关者对你企业发展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后者,利益相关者这种思路会比较合适。既然是利益相关者的思路比较合适。我想在这个企业,原来有一些企业想把自己的CSR活动和营销结合在一起。我在做某些捐赠的时候,一定要突出是我这个品牌和我这个产品的某种形象来做工作。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可能我们没有必要把他强行分开,没有必要把他,一定要说你不能这样做。我想起一个故事,高阳写了一本《胡雪岩全转》,胡雪岩讲一个故事,乾隆皇帝游江南,乾隆问江边上的一个老和尚,江边上的船有几艘,老和尚答有两艘,一个为名一个为利。但是后来胡雪岩说只有一艘,所有的船既为名又为利,企业做社会责任,如果他的动机更纯粹,我觉得是更值得赞赏的。
陈放鸣: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一个利益的相关体。只有我为人人,才能人人为我。如果你不去想到别人,自然别人也不会想到你,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所以它也会引申到我们企业发展竞争过程中来演绎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蒋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企业的竞销手段还是企业的文化战略。要评价这个,CSR指标的全面性很重要,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以前做的研究我们做的呼吁也是披露这方面的机制、体制问题,在中国你没有独立的,会计这一块,企业做CSR都没有独立的列出来,都是混在企业的经营一起的。所以企业的CSR做得怎么样,他是真正看不出来的。但是捐赠数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内这一块企业非常注重公益,特别是捐赠这一块,因为他没有独立的审计。我们发现在全球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包括美国就是CSR的会计发源地,国际组织对这方面也有要求、推动。包括OECD也提出了全面的信息披露要求。但是我们这一块目前还没有,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中,我们搜集了有二十多部相关的法规,提出了企业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但是置于他履行得怎么样、怎么样来评估他也是没有规定的。所以我们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在目前程度上来讲,确实存在一些,包括国内很多人的抱怨的情况,有一些企业在媒体上炒作得很厉害、宣传得很厉害,但是执行的人,他的员工、业内知道这个企业到底是怎么样做的,包括基本的情况都没有做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合规的研究,前两年我们是推动CSR,到今年我们反而又回到CSR最基本的一个合规研究,这也是源于力拓案,很多的企业他表面上的东西都能够做得很好,捐赠、环保做得很好。但是真正根上的东西,也是更能体现他企业文化的东西他反而不行。包括合规,也就是商业贿赂这一块。最近世行披露的一些禁止中国企业进入他的城市,他所贷款的项目的一些公司名单,我们发现那些企业中也有一些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宣传方面,我们以前认为是比较好的公司,也有一些很多大的跨国公司,我们也发现,原来他们肯定都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榜上是列为前几位的,但是在这样一些基本的企业道德伦理方面出了这么大的商业的丑闻、贿赂。整体我觉得,怎么样到底将他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营销的手段,还是作为企业真正的战略文化,从企业本身来讲,他有一个自己的认识问题,你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来认识这个事情。但是从外部来讲,我觉得也有一个推动的问题。包括政府、包括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特别是媒体,特点怎么样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来推动这个事情,政府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更全面的平台,包括一些技术、程序、标准上怎么来推动这个事情。包括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组织怎么样在业内建立更全面的战略目标的体系,包括他的CSR报告的指标体系。比如媒体他怎么样从一个更加全面、专业、公正的角度评价和披露这些事情。虽然企业是主体,但是还有外方各方推动共同努力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在中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说5.12地震,所有的公众就会关注到这里,所有的企业都会在这里捐款。公众就会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捐款单公布出来。一些跨国公司捐得少的 就会引起骂声一片。企业捐赠这方面我们是怎么衡量的?我们怎么衡量民众的情绪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吴雁冰:说起来地震捐款,对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现代起亚汽车集团捐了1260万,关于捐不捐钱,捐了多少钱,这都是企业应该做的,反而捐多少钱没有打动我,打动我的是企业做的一些小事情。地震以后有一个哀悼日。哀悼日的当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们的企业领导,因为他们是韩方,企业领导在前台那边给我们每个中国员工发了一个白色的鲜花,就说因为今天是哀悼日,下午哀悼的时候大家都戴一朵鲜花。那个鲜花没有多少钱,大概也就是一两块钱,反而是这种特别小的事情让我们特别感动,关键是有没有心。只要是有心了,我觉得中国人就会特别认同。作为员工来说,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就特别认同这个企业的文化。包括当天所有的中国员工和所有的韩方的一些员工,大家一起站起来默哀,都戴着白花。那个印象一直在我脑子里面留着。我就觉得是有心,只要有心了大家都会认同这个事。这是我的判断。
陈放鸣:我觉得你刚才所讲的出现了在目前出现的一些现象。我认为这些现象归根到底就像蒋所长提到的,目前我们都在讲社会的责任,但是谁能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社会责任?怎样来评价一个社会责任?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欠缺的,缺少一个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没有这样一种 评价体系,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就会很狭隘的去看待一件事情。比如说捐钱,捐多了,你今天社会责任就大了?我今天完全从绝对值中来看,也会产生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攀比。也会出现很多的作秀。反过来人们对这样一些行为,社会舆论又会产生一些想法。所以我们要推进我们的社会责任,一方面确实需要我们去强化他的这种意识。使之成为一种企业的自觉的行为。使之成为自己企业的文化。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种社会的评价体系,使企业知道我今天所在做的就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不仅仅是我拿出钱去捐,我才是社会责任。做了产品怎么样,对员工怎么样,这方方面面都包含一种社会责任。所以我完全赞同蒋所长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应该呼吁建立起一种非常科学、完整的社会评价体系。使企业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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