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汽车元老缅怀滕伯乐:他是汽车战士

　　来不及告别，75岁的滕伯乐突然走完他看似平淡却又跌宕起伏的人生。《汽车商业评论》试图为你还原一个值得纪念的中国汽车界传奇人物。

　　口述 陈祖涛 胡信民 张兴业 刘书泽 傅京生 于淑珍 整理 ABR记者 葛帮宁

　　陈祖涛：他很不简单

　　他把咨询委搞得有条有理，如果换作其他人，不一定能搞出这样的成绩；他很本分，从来不搞歪门邪道，为人低调，不突出自己，一直保持这种作风

　　我跟滕伯乐在一汽时认识。1951年我大学毕业，被派到苏联参加一汽工艺设计。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才刚建设，没有机构，没有任何实习生和留学生。我跟周总理说，我去了以后住哪里？他说，你就住在使馆吧。并给张闻天大使写了封信，让我带去。因此，我就一直住在大使馆。

　　我一方面参加工厂设计，另一方面，张闻天见我俄文很好，中文虽然差些，但还能说些，就让我当他的特殊翻译。正是抗美援朝时，苏联供应中国很多武器和飞机，这方面的谈判，张就只带我参加。当然，这种谈判不多，并不影响我的主业。

　　1954年，一汽厂厂长饶斌到苏联时，我也给他当过翻译。1955年他准备带我一起回国，但张闻天不愿意放我走，最后还是饶斌说服了他。回来后，我住在一汽宿舍49栋楼一中门，跟饶斌、郭力和黄依然他们住同一层。

　　这时滕伯乐还很年轻，跟小于（于淑珍，滕伯乐的爱人）一起，住在饶斌的隔壁。滕1954年从上海过来援建一汽，是饶斌的机要秘书。我印象中，我住2楼，他住4楼或是5楼，从这时候起，我们就有些接触，但接触得不多。

　　后来，饶斌调任北京（机械部副部长、汽车局局长），他从一汽带了一批人过去，其中就有张兴业、胡信民和滕伯乐等人。二汽筹建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汽车局一批人被下放到二汽。

　　我是二汽总工程师，整天忙于设计、规划和选厂，跟滕的接触也不多，但都相互知道。筹建南联公司时，滕伯乐等人就去了南京，并在南汽落户。

　　1982年，国家酝酿机构改革，准备在几个行业里搞试点。原来是计划经济，行业部门都是行政机构，当时全国都在搞汽车，几乎每个省每个市都有，散得没办法，行政机构根本没法指挥。这样试点搞中汽公司，董事长是饶斌，第一任总经理是李刚，他从一汽抽调上来。我是第一任总工程师，从二汽过来。再加上张兴业、胡信民等人，组成领导班子，中汽公司里还包括滕伯乐等人。

　　当时的想法是，中汽公司慢慢地把全国汽车工业都管理起来，各个省市都不要再管汽车，这样统一行业管理。后来我又做了中汽公司总经理，一直到1988年，我60岁时退了下来。

　　下来后，江泽民和李鹏都说，哎呀，你还年轻，还可以再干几年，这样就把我转到科技部，在那里又干了10年。我们那个时代，还是计划经济，全国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腐化受贿根本不存在，市场经济后就乱了，中汽公司又是集资又是投资又是担保，结果在1994年左右就亏了12亿。

　　亏了怎么办？上海汽车1983年开始筹备第一个合资企业，中汽公司投了些钱。没想到，上海汽车发展很快，中汽公司股份涨得也很厉害，到1990年代时差不多有几十个亿。这时，中汽公司就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打报告，准备提3%的股份来填这个窟窿。

　　朱镕基对汽车业很了解，他一听，就说，干脆把中汽公司撤掉算了。当时中汽公司退休的老人不少，按规定就要转到居委会。我就给朱镕基写了封信，大意是说，现在这些退休的老人都对汽车行业做出过贡献，希望能转到国资委。朱镕基批准了。这样，我们这部分人就转到了国资委。

　　但滕伯乐因为户口不在北京，所以没办法转过来。中汽公司撤销后，协会成立，他就在协会当秘书长。协会不再是行政管理机构，只是个民间管理组织，可协调行业的一些综合性问题，由三大集团轮流坐庄，去年轮到上汽的胡茂元。2005年我从科委退下来，正式离休。

　　我跟滕伯乐接触较多是2001年他到中汽咨询委后。他先当秘书长，去年提为副主任。中汽咨询委成立于1986年，当时我就考虑到，这些汽车老人退下来后，还得发挥余热，便决定成立中汽咨询委，我是中汽公司总经理，兼中汽咨询委第一届主任，接下来是刘守华，刘去世后，第三届主任是冯克。

　　滕伯乐这个人很能干，我发现他很不简单。他把中汽咨询委搞得有条有理，如果换作其他人，不一定能搞出这样的成绩。现在中汽咨询委的知名度很大，不管到哪个汽车企业，都会受到高规格礼遇。

　　后来我到国家科委，中汽咨询委的活动，滕伯乐总会邀请我参加。我离休后，空余时间也多了，不像从前那样日夜都是干工作。我有个原则，凡是中汽咨询委的活动，凡是滕组织的活动，他要我参加的，我都参加，从来不拒绝，我要支持他。

　　在我心目中，滕伯乐一直是个小伙子，小于是个小姑娘。他今年75（岁），我（83）岁，他们都是能干的年轻人。尽管在一汽、二汽以及后来的中汽公司时，我们真正的接触并不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很本分，从来不搞歪门邪道，为人低调，不突出自己，一直保持这种作风。

　　跟他一起参加活动，我也从没发现他有什么病，他也从来不表示有什么病。他组织会议，可以说是有条有理。他在生活中也很细心。我印象深刻的是，张兴业、胡信民、陈光祖和我一起参加活动，胡信民年纪跟我差不多，但他身体有病，吃饭时，滕伯乐知道哪些菜他能吃，哪些他不能吃，老给他夹能吃的菜。每次都这样。哎，这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没去过他家，但有人跟我讲过，他家很小，据说卧室只能摆下两张单人床，写字的地方也不大，条件很艰苦。但他从来没向外人叫过苦。我这个人的关系较多，尤其是上层关系，但他从来不吭声。比如，我们80多岁的几个老同志都住在一单元，上下楼很不方便，越来越走不动了。我就给刘淇（北京市委书记）写信，申请单独加装一部电梯。刘琪指示后，丰台区也很重视，几天之内就把设计方案拿出来了。我说的意思是，滕伯乐知道我有这些关系，当然我也不轻易动用，但如果他稍微吭点气，我肯定马上帮他解决。

　　再比如说，参加滕伯乐的追悼会前，我专门给江泽民同志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个老同志突然去世了。江泽民同志知道后，马上叫他的秘书打来电话，并代表他送上一个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