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汽车元老缅怀滕伯乐:他是汽车战士

　　刘书泽：为汽车老人服务

　　他在熟悉每位老汽车人的习性、特点、爱好、健康等状况的基础上，还能做到个性化服务，即因人而异

　　想当年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5月，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华东军区抽调大批青年军人集体转业到长春，准备学习汽车技术后参加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的建设。但由于学校尚未开学，我就被调到当时的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长春办事处工作。一汽成立后，我成为厂办秘书科工作人员。

　　1953年，一汽厂长饶斌的秘书王德元要去苏联实习，厂办调我去厂长室接替王的工作。1955年9月，各厂长室工作人员全部更换，我的工作由厂计划处李岚清和厂办机要室滕伯乐两人接任。

　　伯乐和我虽同在厂办工作，但我和他接触不多——电报和密件，是机要室另一个姓张的女机要员送达的。当时，在我眼里，伯乐是个个子不太高，又很年轻（还不到20岁）的小伙子。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纪比我小很多，但他和岚清一样，比我稳重、老成。

　　通过工作交接，我感到伯乐对工作很认真细致，人也很忠厚老实。在大量文件资料中，有一幅毛主席为一汽建设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毛泽东”的亲笔手稿。由于建厂初期尚未建立单独的档案部门，此手稿一直放在厂长室。我向滕交接时，千叮万嘱地对他说：“这么重要的手稿，你一定要保管好啊。”

　　滕也很严肃地回答：“一定的，你就放心吧。”听着这句带有浓厚苏州乡音的普通话，我心里感到很踏实，自然也就很放心了。

　　不久，我调到一汽生产调度处总调度室任值班总调度，工作是24小时值班制。当时政治运动多，在学习型企业的一汽，几乎人人都参加业余学习，我也不例外。因此，同厂办就很少联系了，这样直到1959年滕伯乐夫妇随饶斌同志一起调到北京工作。

　　伯乐和淑珍双双从机械部下放到二汽时，我先后在二汽学习班和五七劳动学校（位于襄樊）接受政治审查。因为我不是一个单纯的“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校门到厂门的干部，是五七劳动学校不定期学员，即边劳动改造，边接受审查，就没有同他们联系。

　　1983年9月，我随丈夫郭宝升调离二汽时，滕伯乐夫妇已经去南汽工作了。

　　个性化服务

　　2003年7月，一汽举行建厂50周年大庆。我随郭宝升和二汽的老领导们一起，经北京来到长春一汽参加庆典活动。我去看望了谢云同志，谢老在汽车工业筹备组长春办事处时是我的老领导，也是郭力同志的得力助手。

　　没想到，滕伯乐和傅京生陪着胡信民同志也来到谢老家看望他。我和伯乐已有好多年未见面了，在一汽建厂5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在谢老家里相逢，真是喜出望外。谢老年纪最长，也最开心。这次相见，伯乐还是那样，走到哪里，服务到哪里，为我们一张一张地拍照，真是平易近人，真诚感人。

　　伯乐同志在咨询委一贯致力于做好对老汽车人的服务工作，不仅尽心尽力，周到细致，而且还很有特色。他在熟悉每位老汽车人的习性、特点、爱好、健康等状况的基础上，还能做到个性化服务，即因人而异。

　　给我印象最深的事就发生在张兴业同志身上。那是2008年5月，兴业同志因操劳过度而犯病，多亏他夫人赵光发现及时，在他犯病的第一时间就送进北京复兴医院进行抢救。

　　兴业同志在一汽一直搞技术工作，还是一汽建设功臣，后来也担任过饶斌同志的秘书，所以相互比较熟悉。我得知情况后于5月27日上午去复兴医院看望张老，当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护工。张老病情基本得到控制，但说话还不怎么顺畅。

　　之后，我和伯乐聊起此事时，伯乐说，兴业同志的问题已存在很长时间了，很多老同志不断向他提出忠告，不能像拼命三郎似地工作啦！但他还认为自己身体不错，多做些工作，辛苦点，没问题。

　　滕接着说，我今后的措施是，根据他身体状况，对可以不参加的会，可以不介入的事，干脆就先不让他知道，以后视他的健康情况逐步“解禁”。

　　滕的这一招还真有效。兴业出院后，身体逐步恢复，从不工作到少量工作，到基本恢复到犯病前的状况。这里面，除了家人的悉心照料外，伯乐也功不可没。

　　出谋划策

　　2007年1月26日，和我相濡以沫的爱人，一起建成一汽、二汽的亲密战友郭宝升离我而去。我悲痛不已。熟悉我俩的老领导、老战友纷纷安慰我，关爱我，帮助我度过那段悲伤的日子。伯乐就是悉心关照并付出很多辛劳中的一个。

　　当年，李龙天夫妇和我相约7月份去北戴河住一个月。自从2003年参加一汽50周年大庆后，因为郭宝升身患的多种基础性疾病逐年加重，我基本上没离开过十堰，我很想念在京的有着超过半个世纪友谊的老领导和老同事们。

　　我一到北京，就去找伯乐，请他帮我出谋划策，以便在较短时间内让我见到更多我想见的人。伯乐向我介绍了他所了解的老领导，老战友的具体情况，并拟定了不同的相见和活动方式。

　　首先是见胡信民和张兴业同志。1983年10月，中汽公司借用我去专办组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立项报批工作，那时胡老是中汽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规划工作，我受过他的直接领导。1983年底前，我拿到了国家科委批准立项的文件，胡老为此还表扬了我。

　　伯乐首先邀请他们二老，我非常满意，也非常开心。胡、张二老对我关怀备至，鼓励我继续自强不息，安度晚年。在叙谈中，大家回忆了1950年代初在长春创建一汽时的情景，绝大部分人都是转业兵，还穿着军服。我沉浸在浓浓的深情中。当然，我更要深深地感谢伯乐的悉心安排。

　　第二天，按照伯乐建议，对年迈者登门拜访。6月26日，伯乐夫妇先带我去拜访时年92岁的张剑飞同志。同一天，伯乐夫妇不辞辛苦又带我去看望冯克同志和夫人王春玲。冯老是1984年初我在京津冀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任经理助理兼规划处长时的老领导。在我任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副总经济师兼计划处长时，他曾多次来公司考察。

　　伯乐又为我们拍照留念，当时冯老家里还有别人，所以伯乐和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伯乐带我见到了久违的长寿的张、冯二老后，我不仅心情无比愉悦，更增强了向生活充实、身心健康的目标而努力的信心。我由衷地感谢伯乐。

　　最后，更大范围地与众多老领导，老同事相聚。在伯乐的策划下，他向我一一介绍他所熟悉的每个人情况，然后拟定名单，帮我补充了联系电话，由我自己逐一邀请，共有19位之多。如果不是何光远同志正在参加连续三天的会议，就整整有20位老同志了。

　　伯乐还特别建议我先同陈祖涛同志汇报沟通，说明意愿，以取得他的支持。陈老说：“这当然是好事啦。我们都会乐于参加的。”接着，他又风趣地说,“但邀请这么多人，你的经济条件行吗？”

　　我说：“您放心吧。我又不是经常做东，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何况，我还沾着离休干部的边呢。”

　　6月28日，我和伯乐商定，将地点定在右安门外附近（有中汽公司的宿舍），连菜谱都是伯乐点的，因为他了解大多数人的口味和爱好。临近聚会时间，随着人们的陆续到来，相聚气氛逐渐热烈起来。

　　大家让我先说几句开场白。我说，感谢各位的到来，你们的职位都比我高，能受我这汽车业一老兵之邀来此一聚，我不胜荣幸！希望各位一定要尽情。谢谢大家。

　　祖涛接着说：“刘书泽，你真有号召力。我们这么多人，都居住在北京，要不是你来，我们是很难得如此相聚的。我们得感谢你啊！”

　　我正想说首先得感谢伯乐，但话还没有出口，老战友潘承烈（原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曾在一汽生产调度处工作过）抢着说：“总调度威力大，为保汽车总装配，叫谁谁就得到嘛。”

　　大家一听都乐了。这次聚会让我终身难忘。每每忆起这段往事，我就更深深地怀念和感谢我的挚友伯乐。

　　简陋的家

　　2008年我到北京，不好意思再麻烦伯乐了，就请雷春旺（原中汽总经理值班室主任）带我登门拜访。5月29日上午，到右安门外看望吴庆时、陈祖涛和张兴业三位同志（他们同住一栋楼，从5楼到2楼，自上而下）。又去看望了住在复兴门外的胡信民，北齿的刘老厂长（原一汽底盘车间齿轮工部主任）和原北汽厂长郑焕明等老同志、老同事。

　　离京前，我和伯乐通话，还没开口，他就说：“刘书泽，你真行，已经看望了不少人了吧。自己也一把年纪了，也得注意身体啊。”听到此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是如此关心着我。

　　我多次向伯乐提出，想去他家里看看。但他以各种理由不让我进他家门。我很不解，也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一次，我请他陪我去看望蒋一子同志（原京津冀汽车工业联营公司总工程师），蒋是滕的邻居。看望结束时，我执意要去伯乐家。他还是不同意。我说，你这次不让我进你家门，我就不下楼，不回去了。

　　他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一进他家门，啊！眼前一片琳琅满目地堆积着的资料和书籍，且不说房子从未装修过，甚至也没有一张像样的写字台，屋子里几乎没有一条比较顺畅的走道……这哪像是像他这样的干部的家啊！

　　这倒不是指他的职级，而是他现在还担负着的工作。我对他说：“你要看的，要写的，要整理的东西这么多，这工作环境也太差了吧？”

　　滕毫不在意地回答：“我已经习惯了。你别看那么摆放着，什么资料在什么地方，我清清楚楚，需要什么，就能毫不费劲地拿到手。当然，我的这些东西谁也不能动，包括于淑珍也不例外。”

　　我无言以答。但我真难设想，从他退而不休的生活和工作中，他写过不少东西，参加编辑过不少资料和书刊，竟然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的。真是可敬可佩。

　　伯乐还常常送给我一些我爱看的书刊和资料，让我得益匪浅。2009年，我在北京逗留了一个多月。9月份我离京前，我和伯乐夫妇以及其他多位老同志又很愉快地相聚了一次，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最后一面。

　　2010年6月8日，在左红妹同志的张罗下，我和儿子郭新强同久别的岚清和素贞夫妇相聚。左红妹同时邀请了伯乐夫妇，但伯乐说，我们常住北京，有的是机会，就免了吧。就这样，我失去了和伯乐多聚一次的机会。现在想来，真是遗憾万分！

　　2010年7月24日下午，王荣钧同志第一个告诉我伯乐不幸去世的噩耗。我顿时热泪盈眶，真想马上飞到北京，送他最后一程。但由于我正在住院，做了手术，还没有拆线，而未能如愿。但去年9月在北京的最后一次聚会，伯乐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