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汽车元老缅怀滕伯乐:他是汽车战士

　　于淑珍：我们家大树倒了

　　伯乐的成长历程很艰苦。他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有基础，有底蕴，很扎实

　　不把病当回事

　　这次我们去医院，他（滕伯乐）已经大面积心梗了，但回答医生问题时仍然头脑清醒。大夫问：你以前是否得过心脏病？他说，没有。心脏病是后背病，我是前胸疼。实际上是我们不懂，前胸疼也可能是心脏病。

　　到最后，连大夫都说：他是一个奇迹。一般病人像他这样，早就没知觉，或者说不出来什么，但他非常清醒。

　　（2010）年7月23日晚上他发病，24日一早，我们从家里步行到翠微社区医院，那天走得很慢，走了15分钟。医生要给他做心电图，他还说，不用，验一下餐前血糖就行了。

　　医生没理他。一边出心电图纸，一边上氧气、打吊瓶，给他吃硝酸甘油和阿斯匹林。我意识到情况不妙，浑身没力气，腿也抬不起来了。大夫看我这样子，立即打120电话帮忙叫来急救车。

　　伯乐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愿意看病。小华两三岁时，有次发烧到38.5度，我等他回家带孩子去看病。等到晚上八九点钟，他还没回来。我想，再不回来，我就自己带孩子去医院。正想着，他推门进屋了。

　　我把情况一讲，然后说：“赶快去医院吧。”

　　“烧多少度？”

　　“38.5（度）。”

　　“明天再说。”

　　“孩子这么烧，怎么能等明天呢？”我说。

　　你猜他怎么回答？“就一个值班大夫，人家还休不休息？”

　　“孩子怎么办？”

　　“喝水，吃药。”

　　“不行。”我抱起孩子就走。他看我走，就在后边跟着。到医院后，大夫一检查，孩子已经转肺炎，需要住院了。这时，他一句话都不说了。

　　还有一次，那是1970年代，我突然高烧到39.1度，不吐，不拉，就是疼。也是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我就给干女儿说：“小六，咱们去医院吧，不等你滕叔叔了，不知道他几点能回来。”

　　等我们俩走到19路车站，正等车时，他从车上下来了。看见我俩就问：“你们干什么？”

　　小六有些怕他，不敢说话。我说：“小六陪我去医院，我发烧。”

　　“上什么医院，大夫挺忙的，明天早上去。”他说。

　　我清楚自己的病，坚持要去。我们俩僵持了一会儿。小六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说：“六，陪阿姨去。”

　　结果他又说：“小六，你回去吧，告诉你妈，滕叔叔陪你于阿姨去看病。”

　　去了后，做完检查，大夫说是病毒性肠炎。我还特意追问了一句：“大夫，假如我明天来看，还来得及不？”

　　“明天看就有危险了。”大夫说完，就给我输液。他不再说话了，在医院里陪着我。他的特点就是这样，也不和你吵。我们俩这一辈子极少大嗓门说话。有时他急了，我不吭声；有时我急一点，他又不吭声。

　　由此可见，伯乐不喜欢去医院到了什么程度。2010年7月23日那天晚上，他已经疼得很难受了，出了几身大汗。我说，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不去。”他说。

　　“你不去怎么行？都这样子了。”我劝他。

　　他说：“不去，不去啊。”就有些不耐烦了。但他躺着也不行，看东西也看不进去，就这么两个屋来回折腾。

　　我看不下去，又说，伯乐，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不去。”仍是硬崩崩的话。

　　“你这么难受，不去怎么办？”

　　“不去，就是不去。”

　　没办法。那就不去吧。所以为什么他走了以后，我特别伤心，并且非常后悔。我一辈子都听他的，都没有听错过，就是最后这一次听错了。要是我横下心来去医院，或者叫120救护车，他或许还有机会。

　　这一辈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他拿主意，他来办。比如我父亲去世，他父亲去世，都是他出去处理。他很有主张，再难的事情，一到他那里都能摆平。

　　他也老说我，老太婆，咱们家存了多少钱，你也不问。告诉你，你也不记。放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我不管那些事，我只管做好家务，把他照顾好。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

　　他这一走，我们家大树倒了，天塌了。

　　一个工作狂

　　年轻时，我们都是厂里舞蹈队成员。我跳土豆舞、青年舞，他是舞蹈队队长。倒不是因为他跳舞好，而是他很能做工作。你想想，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在一起时总会磕磕碰碰，有时免不了还要吵两句。他呢，就一个一个找她们谈，做思想工作，谈完后，大家的气都消了。

　　他这方面的能力特别强。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虽然看起来不声不响的，但挺有水平。而且，那时候的他，不抽烟，不喝酒，很朴素。后来到二汽，要搞大会战，熬夜熬得没办法，有人说，抽根烟能提神，他才抽上了烟。

　　我跟他谈恋爱，就是冲着他人好。我父亲是建设部的，包建一汽时，他们负责建食堂。我初中毕业时，正好赶上苏联援建的156项上马，全国都需要人。我们分配时，大家都有个观念：都想去652厂（一汽）。想到什么程度？哪怕去那里扫马路，也愿意。结果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分到了一汽。

　　和伯乐约会，没有一次他能按时到。你说应该是男同志先到吧，都是我先到。同学给我出主意，比如约6点钟见面，就让我6点多再去。那也没用，他还是没到。等到6点半也没来。我就回宿舍了。

　　7点多，他到宿舍找我。我住二楼，他可能是小跑来的，进屋后还喘着气，我见他这样，气就消了。但也不能老这样啊。有次我特生气，他来后我不开门，最后同学帮忙了。同学批评我说：小于，你看看，人家跑步来的，冲着这个，你也不能生气啊。

　　最后还是原谅他了，主要是他的长处战胜了不足。我也知道，他是为了工作。当时他在机要室，负责电报和密码，有时电报半夜到，他得马上翻译。遇上急事，他还要打电话通知。因此，他就住在办公室里。

　　也许是这段经历，他对电话号码较敏感。某人名字不好记时，他就记号码。碰上别人要找某人的电话，一问他，他可能当场就能背出来。他脑子很好使，1950年代，我们家根本没资格安装电话，就装了一部厂里的分机，有时电报就发到家里来。

　　结婚后，周末我们要出门，刚把门拉上，电话铃响了。他马上开门接电话。电报来了，他得立刻处理。我干脆就把书包放下，不出去了，因为他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事情。有时他要出去开会，就叮嘱我：今天上午你不要出去，有传真来。让我在家接传真。

　　很多人都知道，伯乐是个工作狂，他脑子里没别的，就是工作。1980年我在二汽做手术，当时他已经借调到北京。他找了个到十堰开会的机会过来，手术当天，他陪着；第二天白天，他去开会，晚上又到医院照顾我；第三天早上，二汽领导杨惠民派儿子小华（滕敬华，在二汽20厂工作）来照顾我，他就不见人影了。他这一辈子都这样，我太了解他。

　　家里的事情他基本不管，他不是不管家，是没有时间。在一汽时，他出差多，但心很细，我那时身体不好，他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退休后，经常头昏，感觉家里物件都在旋转，他要是出差在3天以上的，一定会在冰箱里给我储备足够的食物，像馄饨、饺子、花卷等。

　　他工作很忙，我也用心照顾好他。他老在房间里写东西，我给他倒茶水，看他喝得差不多了，再给他添满，我所能做的，都给他弄好。有人就说：哎呀，小于，你这也太殷勤了。

　　我说，你们不了解，我年轻时，他对我那么好，我现在怎么照顾他都不过分。再说，我退休了，没事了，不照顾他干什么呢？更何况，我们俩就是一对一，他那么累，我照顾好了，他才有精力去工作。

　　伯乐开始也不习惯。他说，你不要管那么多，那么细。但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大家对他的评价一向很高：一心为公。我给他做后盾，也无怨无悔。尤其是操办他的后事，中汽协会和中汽咨询委都做得很好，我很感动。很多老同志来看我时，跟我讲，生平对他的评价符合事实。胡信民的女儿胡滨说，滕叔叔这么一走，再没有那么了解、照顾我爸的人了。我说，滕伯乐为汽车业辛苦一辈子，值了；我为他做的这些，也值了。

　　“请你不要干扰我”

　　我这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主要是2006年编《情系汽车》这本书，当时上汽有些援助，但转账不太方便，只能就地消化。他要到上海去把关校对，他说：“你跟我一起去吧。”我说：“好。”生活上我可以照顾他。

　　你说这是公事吧，我们完全可以住便宜点的小旅馆，顶多200元一天。他不。非要省这个钱，挤在他妈妈家里。

　　伯乐一向节俭，出差去机场从不打的，到公主坟坐大巴，我和他一起出差也是这样。但如果有像胡信民这样的老领导同行，他就会千方百计安排一辆车接送。所以老同志们对他都很放心，只要有集体出差，经常就有人会打电话来问：“小于，你们去不去？”“去。”我回答。“你们去，我就放心了。”对方说。

　　婆婆家很小，我们住的房间放一张单人床正好。那是七八月，高温，热得受不了。我住在婆婆家，还得做饭。他呢，天天往《上海汽车报》跑，把打印稿带回来晚上校对。

　　这个事已经够忙了吧。上海周边的一些企业请他去谈工作，他也不推辞。就这么两头掺和着弄。他要出去，我就得校对。大概弄了一个多月。我们俩经常忙到夜里12点多，最紧张时到凌晨一点多，总算把这本书出完了。

　　董扬当中汽协会秘书长后，中汽协会和中汽咨询委的关系就很亲密了，中汽协会很支持伯乐的工作，老帮他敲字，打印文件，还鼓励他学电脑。有次他出差去一个单位，人家送给他一个手提电脑，他不愿意用。我说，伯乐，你不要用电脑。你就剩一只眼睛了，再把这只眼睛累坏了，怎么办？

　　他这个人真怪，即使有病，也不发愁，不埋怨，不后悔。他只有左眼能看东西，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这样也可以啊，一目了然。

　　大伙儿就说，滕伯乐，你真行。但也有人表示不理解，我们是尊重他，不尊重的话，就会说，你都瞎了一只眼睛，干吗还那么写，那么弄啊？

　　搞海峡两岸汽车交流会时，伯乐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凌晨。我很心疼他，就把煮好的面条送到书房，为不受人干扰，他锁着门。我敲门，他打开一看是我，就加重语气说：“请你不要干扰我。”还特意加了个“请”字。我好心得不到理解，掉头就走。后来也想通了，他是分秒必争，怕思绪被打乱。

　　熬完夜，第二天早上8点，他还准时赶到羊坊店去上班，一点都不耽误。他有个特点，连续一周或者10天，每天从晚上干到凌晨，白天还照样上班，开会时从来不打瞌睡。这是他的强项。

　　他做事情从来都是有头有尾。在南汽时，有个规定：出差回来，可以先休息两天，第三天去上班时再把纪要报给领导。可他不行。在回来的火车上，他就把纪要写得差不多了，回家又接着写。写完后，第二天就送给领导。他可以不休息，但一起出差的人可能就会想，就你显积极啊？

　　他就是这样，有工作非得干完不可，并且今天的事情今天一定要干完。他还很有计划性，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具体事情，很清晰。

　　家里书房放着很高一摞名片，有长有短，他要找某人的名片，就站到那里先琢磨，然后从一堆名片里挑出一张来，基本上都是他要找的。遇到出差，他就打电话，让我帮着找：在靠边这一摞，或者里边那一堆里，它前面是谁，后面可能是谁，大都能找到。他记忆力好得惊人。

　　伯乐最疼的就是孙女

　　伯乐1959年跟饶斌一起调到北京，后来林彪颁布一号命令，学生都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是双职工下放，本来我要求去干校，因为我在工厂待过，在机关待过，就缺农村这一课。但伯乐要去二汽，我就只好跟着他，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那时二汽叫571厂，算保密厂，需要年轻的、政治清白的业务骨干。在二汽那是真苦。1978年伯乐被借调到北京汽车局规划处，跟张小虞一起在胡信民手下工作。胡对伯乐印象不错。

　　但回去后户口问题却解决不了，当时好像有个44号文件，北京户口冻结，不进不出。我们也不太懂，像这种情况的很多，汽车局借调了一大批人，户口都解决不了。所以，1981年趁南汽筹建南联公司时，我们都转移到了南汽，当时南联公司也不太容易进。

　　我们这批人就成为南联公司的班底，我们的党的关系都在江苏省里。1987年，胡信民（时任中汽协会理事长）又把伯乐借调到北京，任中汽协会秘书长。本来也想解决户口，但伯乐已经过了年龄。

　　一方面，55岁是道杠；再一个，儿子和媳妇都在南京，最后我们还得回南京。伯乐也说，胡理事长费了大劲才把我借调到北京，如果再要求解决户口，是不是有些过分？因此，他就不愿意再给领导添麻烦。他这一辈子都这样。

　　伯乐的成长历程很艰苦。他在上海参加工作前学了个会计，他父亲去世较早，母亲还要养外婆，拉扯他不容易，经济比较紧张，因此他很早就参加工作补贴家用。后来赶上华东工业部招人，他进去后，表现好，人也老实，又遇上国家要为156项培养机要员，他被选中，到部队培训半年多。培训完后，他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样去了长春一汽，先做机要员，再做饶斌的机要秘书。大秘书是张兴业。

　　无论做什么，伯乐都很用心。很多人找饶斌反映问题，领导是怎么处理的，文件送到饶斌处，他是怎么批示的？这个问题应该哪个部门管？他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后来随饶斌到北京，文字资料需要他核稿，他的文字水平得以提升。

　　此外，项目审批牵涉部门较多，什么计划司、财务司、调度局等都要汇签，这又使他积聚了很多人脉资源。下放到二汽后，他又搞综合计划，跑遍了专业厂，在生产方面又积累了经验。

　　他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有基础，有底蕴，很扎实。很多汽车情况他都装在脑子里，一是他接触多，二是他记得住。别人问他某个厂的情况，比如去年完成情况，今年完成情况，以及目标多少，他都能对答如流。全国那么多汽车厂，他也不会搞混。

　　伯乐本来还要编写中国汽车工业后20年史志（1993年-2013年），腹稿都打好了，装在他脑袋里，准备忙完今年中汽咨询委上海年会后再着手来写，但现在他都带走了。支敏（中汽协会副秘书长）就说过，滕老把这些都带走了，我们怎么弄啊？

　　我们俩现在最放不下的就是孙女。儿子是属于被文革耽误的一代，我们就想在孙女身上弥补。伯乐最疼的就是孙女，孙女最疼的也是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