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浦：三线企业陕汽的自我救赎之道

　　一个三线企业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挽救自己？作为国企的陕汽如何真正地做到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他有什么人生心得和企业管理经验？且听陕汽第六任厂长张玉浦对《汽车商业评论》口述历史

　　口述 张玉浦 整理 ABR记者 葛帮宁

　　【编者按】

　　“一个有事业心的企业领导者，他应该记住一句话，他是可以挽救企业的。”2010年9月13日，上海嘉定蓝宫大饭店，在此参加2010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简称中汽咨询委）工作会议的张玉浦对《汽车商业评论》如是说。

　　彼时，他刚被中汽咨询委吸收为新委员。67岁的张玉浦看上去平易近人，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与他对话，你甚至感觉不到这曾经是一个挽救陕汽于水深火热中的国有大型汽车企业集团老总，他随和而谦逊，自诩自己“更像一名高校教授”。

　　1943年出生在河北省南皮县的张玉浦度过了一个艰苦的童年，高中毕业时考取了一所“最保密”的北京工程技术大学，1960年被统一调配到西安交通大学锻压专业。1967年底分配到陕汽，由于陕汽当时正在筹建，先被派到北京汽车厂旗下的设备修造厂工作3年。

　　1971年张玉浦举家迁往陕汽，此后，他在那里度过了37个春夏秋冬。回首其成长历程，他几乎转遍了所有岗位：从工人做起，接着技术员、计划员、技术组长、车间临时负责人、车间副主任、车间代主任、车间主任；设备科副科长、设备科代科长、设备科科长；副厂长、总经济师、常务副厂长、厂长、董事长。

　　他诚恳地对《汽车商业评论》说：“其实，北京这批人到三线企业都很苦，我仅仅是个缩影。”

　　1990年张玉浦接手陕汽时，这家企业正处于生死存亡之关头，他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但就是这样一个“教授厂长”，在此后的18年里，成功地让一家濒临破产的三线企业发展成为拥有资产总额200多亿元，产品范围覆盖重型卡车、大中型客车（底盘）、中轻型卡车、重型车桥、康明斯发动机及汽车零部件等领域，拥有20个参（控）股子公司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此过程中，他本人亦获得国防科工委个人一等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国最受关注企业家”、“中国改革最具影响力新锐人物”，当选为十七大代表。

　　一个三线企业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挽救自己？在国企改革过程中，陕汽如何真正地做到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且听陕汽第六任厂长张玉浦对《汽车商业评论》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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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我出生在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即张之洞（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的故乡。我们这代人，抗日、土改、抗美援朝等都经历过。那时虽然年龄小，仍有些模糊印象，什么斩草要除根的“镇反”歌也会唱。

　　我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在农村参加抗日，当时不叫游击队，称为县大队。我还记得，大晚上的，他还端着猎枪，趴在墙头上放哨。

　　我上学较晚，但效率很高。后来跟同龄人聊天，他们都很吃惊：1965年的毕业生，按理应该是1941年出生，怎么是1943年的？那时小学分为初小（4年）和高小（2年），我只在村里上了2年初小。高小在离我家6里地的另外一个村，升学需要考试。

　　参加考试时，正好赶上河北发大水，平地里积水就有一人深。我家离考场12里地，我不会游泳，同样参加考试的，有比我大6岁的孩子，水到他们齐腰处，他们就架着我过去。

　　我还不太懂事。给你讲个笑话，考高小时，考常识，其中一道题目是：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你属于哪一阵营？显然的，一个帝国主义阵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答案是社会主义阵营。但当时我只知道有个首都北京，还知道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大镇——泊镇，所以我写的答案是：一个北京阵营，一个泊镇阵营，而我家离泊镇近，所以属于泊镇阵营。

　　总之是考上了。每天早晨去上学，晚上回家，单面要走30～40分钟。那时人很单纯，只顾学习，不管其他事。我也不知道成绩怎样，在班上排多少位？我家里穷，弟兄三人，上有姐，下有妹，男孩里我排老大。父母说，考不上就甭上了。

　　但我老能考上。初中考上了泊镇一中，原来的河北省立三中，较有名气。既然考上了，那就上吧。初中读完后，家里意见是，要再上，就上师范，因为师范不交费。结果呢，我又被保送进了高中，还得继续上。

　　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就想考最保密的学校，因为越保密的学校，越不收学费。填志愿时，每所大学后面一般都有很多专业供选择，但北京工程技术大学后面一个专业都没有。我想，这肯定是最保密的学校，所以就把它作为第一志愿。你知道第二志愿我填的什么吗？清华大学！

　　1960年我被北京工程技术大学录取。事后我才知道，这所学校还没开始建。按照计划，它要依靠苏联专家一起办校，搞原子能研究。但恰在那时，中苏关系破裂，接着就是3年困难时期，这所学校被撤销。

　　我们这批学员在北京、湖南衡阳、西安等地坚持了一年，主要学高等数学等基础课。北京冬天的早晨很冷，我穿着那种老式对襟棉袄，一大早就起来背俄语。困难时候，学生们都吃不饱。为吃顿饱饭，有的干脆一顿省一个馒头，挂在床头，10天攒下10个馒头后，一口气全吃掉。业余时间我们还到外面去挖野菜，然后到食堂蒸菜馒头，以此增加分量。

　　北京学校被撤销后，由学校统一调配，一部分学生转到西安交通大学（简称西安交大），一部分转到西安石油学院，我去了西安交大，分到锻压专业。

　　我学习成绩不错。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一是当时西安交大有上万名学生，从中挑选出72名优秀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彭康校长亲自给大家颁发奖状。从那以后，很多老师和学生都知道我。

　　二是1975年我回到学校时，材料力学老师刘福宝递给我一叠厚厚的作业本：“这些还给你吧，你的作业水平不错。”原来，从1965年到1975年整整10年，老师一直把我的作业给历届学生作示范。后来搞工农兵大学，学习方面有些放松，他就还给我了。

　　1965年我毕业，学校让我留校。很有意思的是，我当企业厂长很多年后，偶尔打出租车，那司机还问我：老师，你去哪所大学？我说，我不是老师，我去陕汽。他说，一看你就像教授。很多人都觉得我不像搞企业的，现任潍柴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孙承平也老说，你是教授厂长。

　　留校后，我接着考研究生。刚考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什么都停下了。文革中，我自己没受什么冲击：一是我已完成学业；二是像我这种年龄稍长的学生，思想比较传统，不爱参加武斗打砸抢，顶多就写写东西，整理资料而已；三是西安交大学习风气浓厚，用过去的话说，是走白专道路较多的一个学校，内部打斗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