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浦：三线企业陕汽的自我救赎之道

　　老积极分子

　　我从1960年进入大学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但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才被批准入党。

　　1967年底分配，我被分到陕汽。这是一个三线企业，搞军车，是保密工厂。1960年代初，考虑到济汽、一汽等企业均在远东苏军和驻韩美军轰炸机航程范围内，中央便提出在湖北组建二汽，在陕西组建陕汽，在四川组建川汽的设想。经国家计委批准，陕汽搞3吨越野车，川汽搞5吨越野车。二汽规模很大，很快就在十堰市建立了基地，川汽离重庆较近，后来所在之地就变成重庆双桥区，也城市化了。但陕汽一直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一个山沟里发展。

　　到陕汽正好符合我的专业，毕竟锻压跟汽车、拖拉机的生产制造紧密相关。当年年底我拿到分配通知书，过完春节后，1968年1月底我去陕汽报到。结果你猜怎么着？到陕汽报到，不是去陕西，而是去北京新都 暖气机械厂，陕汽还没建。我这一生，竟遇到这样的事，考上了一所大学，结果大学还没建。

　　新都机械厂是个劳改厂，在北京北郊一带，具体位置我忘了。1966年它开始仿制太拖拉越野车。到新都机械厂后，我去找政治部，接待人员说：情况有变化，你们去汽车局报到。

　　我们连行李都没解开，便扛着行李去汽车局。汽车局在北京复兴门，接待我们的是陈维新，后来在汽车局里管干部。陈很忙，当时陕汽要在北京招收15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当工人，1968年正是文革期间，有工厂招人，大家都希望去，再加上陕汽属保密单位，自然比上山下乡好得多，所以来报名的人很多。

　　我报完到后，陈说，你们先到济南汽车制造厂（简称济汽）上班，这就是后来的中国重汽。所以，济汽也留下了我劳动的痕迹。我在冲压车间干了3个月，主要压大梁，属露天作业，济汽条件很落后，一个油压机，人工把钢板抬上去，压弯后，再把大梁抬下来。我就负责往油压机上抬钢板，那时的钢板不像现在这么精细，钢板边上往往都带着毛刺。

　　我手上至今还有一块伤疤，就是当时工伤留下来的。虽然带着厚手套劳动，但还是有块铁屑插到手掌里。我被送到医院，大夫一看，没伤到骨头，当然是皮肉小伤。他叫来实习生，吩咐他把铁屑取出来。

　　打完局部麻药针后，大夫让实习生用刀拉，实习生不敢。大夫说，这地方，不伤筋，不动骨，怕什么？你多拉一点肉也没关系。

　　取出毛刺后，大夫让实习生缝合伤口。刚缝了几针，针在肉上被绷断了。麻药劲一过，隐约感觉有些疼。大夫又说，再往深里打。最终缝合了，却落下个终身纪念。

　　1968年6月我回到北京，这时已经明确：陕汽发动机车间由南京汽车厂和杭州汽车发动机厂、长春汽车研究所包建；主厂房总装生产线由北京汽车厂（简称北汽）包建。我被分到北京汽车设备修造厂劳动，修造厂隶属北汽。我在修造厂当钳工，刮平板、修机床，尽管很累，但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劳动锻炼，也学到不少知识。

　　我心态很好。你看我从陕汽退下来后，很多人都担心，把陕汽一手带大，会不会有些想法？我说，这很正常。共产党的事业肯定是一代接一代，不可能让我干一辈子。

　　带我的师傅叫赵茂，是个预备党员。他要转正，就得接受改造，所以机床里最难修的铣床都分给他修，一个月修一台。在大修工段上，他每天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10点。

　　我跟着赵师傅学到很多技能。北汽南厂在垂杨柳一带，家属区在南磨房，北厂是我劳动的地方，就在现在的中央电视台新址附近。晚上10点后，我从北厂骑自行车回南磨房，天很黑，没路灯，从垂杨柳拐到小路上那一段，全是黑路。但我做事很积极认真，北汽领导以及北汽设备厂负责人对我印象不错。

　　我在设备厂前后干了3年。先干一段时间后，1969年就被抽调到参与三线建设的办公室工作。当时北汽总厂有三线办公室，主要组织陕汽建设。此外，下面每个分厂也设有三线办公室，我在设备厂的三线办公室，在机修车间设计专用设备。

　　大概是1969年4月，我到陕汽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陕汽在岐山县的麦李西沟，我们习惯称之为西沟或者沟里。北汽设备厂有200多名职工，他们的户口都是我负责办理迁到西安的。那段时间，我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地方。很多人后来对我说，老张，就是你把我的户口迁到陕汽来的。

　　北汽同志到陕汽最高峰是1970年7月初，陈（子良）厂长带队，他夫人去车站送他。我在现场帮大家托运行李，看到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印象中，拉了一火车皮的人过去。山沟里很热闹，也很艰苦，蔡家坡火车站下车的陕汽人都是从北京背米、背糖和背面的，甚至还有背纸的，当时沟里用的纸是发黑的。

　　我跟陈厂长很有缘分。我入党，提干，都是他说的话。文革时风气较左，我本人没问题，属红五类，但我夫人出身大地主家庭，她的伯父就是毛选里点过名的在陕北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少将师长。所以我的入党一直是个大问题。思想汇报写了厚厚一叠。但直到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才被批准入党。整整18年，我信仰很坚定，算是老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