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浦：三线企业陕汽的自我救赎之道

　　第六任厂长

　　如果不算军管会主任，我是陕汽第六任厂长，前五任分别是陈子良、冯献堂、尹栋奎、潜学尧、李柏桢。

　　1971年我带着夫人和孩子全家迁到陕汽。沟里没房子，就住老乡家。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只住几平方米，拿木板搭了个双人床，门口仅留70公分，还在角落里放了个火炉做饭。房顶就乱七八糟糊上一层纸，晚上睡觉时，还能听到老鼠在上面走动的声音，下雨天经常漏雨。

　　即使这样，大家精神状态都不错。我在机修车间当技术员，机修车间算后方，负责设备制造和修理。我夫人在车身车间当技术员，搞冲压工艺。我和夫人是交大的同班同学，1968年我们结婚，当时结婚也简单，就去办了个登记，到家后给双方老人说，我们结婚了，这就完了。然后去北汽上班。那时真是穷，别说其他什么东西了，连张床都买不起。

　　1972年我家老二出生，陕汽已经盖了家属楼，但还没轮到我们分房。要房子的故事才有意思。有天下午，临近下班时，我夫人快生产了，同事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医院很简陋，就几个普通平房，一间是产房。我记得我抱着柴火回家，她的同事跑到家里通知我：你爱人要生了。我住在沟里，医院在沟口，相隔7里地。我马上向沟口跑，等我到了医院，孩子已经出生了。

　　陕西农村有个讲究，生小孩后不能再回到他们家里住。不得已，我去找管房子的领导解决住房问题。

　　她说，你怎么说这时生就这时生？意思是，你怎么那么老实，为什么不把预产期说得早一点呢？因为当时很多人为了早点分到房都把预产期说得提前很多。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我又去找军管会主任，当时沟里的最高领导，他正好也在住院。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分到了一间房。然后，这边搬着家，那边办理出院，大人和孩子回到家里时家还没搬完。

　　1972年我被调到生产组，可能有其他部门想调我过去，但车间不愿意放人，就让我到技术组当技术员、技术组长。1976年我被提为车间干部，当时我还没入党，提干很困难。

　　最终我还是被提了，成为当时陕汽厂里少有的几个不是党员的中层干部。这主要是陈子良他们这批老领导的作用。陈厂长心胸宽广，对人宽厚，实事求是，看问题看实不看虚。

　　我能成长起来，走的台阶特别多：先当工人，接着技术员、计划员、技术组长、车间临时负责人、车间副主任、车间代主任、车间主任；设备科副科长、设备科代科长、设备科科长；副厂长、总经济师、常务副厂长、厂长、董事长，基本上都转完了。所谓加个“代”字，就是主持工作，但没正式任命。其实，北京这批人到三线企业都很苦，我仅仅是个缩影。

　　1984年我被提为副厂长，1990年9月下旬被提为厂长。如果不算军管会主任，我是陕汽第六任厂长，前五任分别是陈子良（已去世。第一任总工程师是孟少农，后来去了二汽，已去世）、冯献堂（已去世）、尹栋奎、潜学尧（后调到重汽任副总）、李柏桢。其中，除了陈子良和我的任期较长外，陈厂长约六七年，我是17年，中间那几届任期都较短，基本上就两三年。

　　陕汽从1968年开始建设，1975年名义上投产，第一批军车生产了50辆，设计纲领是1500辆。由于领导换得频繁，企业职工人心浮动，加之只生产军车，规模较小，是一个步履非常艰难的汽车企业。

　　1980年代初，为解决我国汽车工业“缺轻少重”问题，中汽总公司将济汽、陕汽和川汽（后来的重庆红岩）三个重型厂联合起来，成立重型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后来改称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

　　联营公司1984年跟国际著名重型汽车品牌——奥地利斯太尔谈合作，1985年签约，确定共同研制、开发、生产适合中国本土使用的斯太尔系列重型汽车。但三个厂各有侧重：济汽是全部驾驶室；川汽是桥和一部分驾驶室、转向机等；陕汽是桥和一部分驾驶室。零部件技术方面，陕齿是变速箱；杭发和潍柴是发动机，此外还有卡福、红岩弹簧、株洲齿轮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时任中汽总公司总经理的蔡诗晴比较清楚这段历史。

　　1990年时陕汽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困难到什么程度？《人民日报》一个内参这样写道：亏损严重，资不抵债。陕汽职工4900多人，当年产量736辆，亏损近7000万元，实际上可能还不止。

　　陕汽困难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如技术改造、资金缺乏、市场运作、新老产品过渡等。内参反映到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邹家华处，他们都做了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