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龙天忆一汽二汽筹备往事 见证南汽辉煌

　　“三员一长”

　　那时候女同胞找对象时兴找“三员一长”——技术员；党、团员；工资100元；科长。

　　干了几件事后，我在厂里技术员中稍微出了点名，1955年前后被评为省、市劳模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

　　那时没成家，也没想别的，就是没命干活。厂里的俄文资料，每台设备的俄文说明书，晚上我们就自觉留下来翻译，俄语全靠自学。每天晚上都要干到约10点钟，住得也很远，没汽车，也没自行车，只能走路回去。有时下着大雪，回宿舍时，突然掉进一个大窟窿里，都是常有的事。

　　那时工资倒是涨得很快，刚参加工作时还拿半供给制的“折实单位”，没几年就拿到100元（一级技术员）。1955年工资改革，我算拔尖的技术标兵，原定涨到136元，后来中央规定这次调整幅度太大，不能超过25%，就给我降到124元，但也算是高工资了。没想到这个“高工资”一拿就是20多年再没动过。当时尽管物资不富裕，但能感觉并想象到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1954年我所在的底盘车间开始调试生产，我在车间技术科任齿轮工部的主管工艺师。齿轮工部主任是刘耀民（后为北京齿轮厂厂长）。主管工艺师直接管该工部上百台设备的调试和技术质量问题。为了加快掌握设备调试技术，我们要求每一个调整工反复装卸刀、夹具并实地加工出合格零件，厂团委据此让我向全厂青年倡议开展“百台次调整无事故、无废品”运动。运动开展得很热闹，由此还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劳动模范。

　　不久，我当上了底盘车间技术科副科长（当时的技术科长是张兴跃，后调到洛阳拖拉机厂），管的面稍稍宽了一点。这样我也是“三员一长”，可以成家了。

　　1956年生产的第一批“解放牌”汽车没有加装减振器（开始叫避振器，其实避不了，只能是减振）。领导要我们根据苏联刚提供的产品图纸，自己做工艺设计，选购设备和准备工装，并成立了减振器工部组织生产。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顺利完成了任务，为后来一汽上越野车和轿车项目做了次小小的实战练兵。

　　1958我调离底盘车间到工艺处生产准备科，这个科负责全厂所有产品更改和新车型投产前的生产准备工作（建厂初期是生产准备处，工厂建成后归入了工艺处）。就是协调各个车间的技术科制定工艺路线，确定由哪几个车间生产，包括总进度和总流程怎样；需要多大厂房；购买什么设备；配备什么装备；整个过程需要多少资金等。总之，是改行干起了技术管理和组织工作，这样一干就是好几十年。

　　接下来就是大跃进，全厂开展了“班产百辆份”运动。开始是从底盘车间转向工部发起的，在苏联原设计年产3万辆（班产50辆份）基础上，通过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使产量翻了一番。本来8～9分钟做一个零件，现在要4～5分钟做一个，确实需要做很多细致工作，不是简单地把机器开快点，速度加快，就都能做到。翻一番都有难度，立马又要“班产250”翻五番，这哪能行啊？（搞到改革开放时，一汽还没到达到班产100辆份。）

　　大跃进前期还讲些科学，到后面就乱了套了。你看我们大炼钢铁，每天干到半夜，实在没办法交差，就到车间里把许多活塞环用车子拉回来，本来好好的合金铸铁把它活活烧成了一堆废铁。这就叫炼钢铁？所有人都去凑1000万吨钢铁，那就叫超英赶美？简直就是瞎搞。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天规定每个人要上交5个超声波头。怎么做的呢？到车间里拿根管子，在老虎钳上中间一夹，用锯子锯个口再插个刀片，压缩空气一吹，就做成了超声波。没粮食吃，把油和水混在一起，加上超声波，就能代替油。这些事情你们都不知道，给国家造成很多浪费。我们这些人哪里看得过去？

　　正是这种抵触情绪的流露，1959年党内“反右倾思想”斗争中，我就成了工艺系统的两大重点人物之一。一个是陈祖涛，他从小在苏联长大，可谓树大招风。

　　另一个就是我。那时枪打出头鸟，我这种稍微有点名的人也树小招风，被作为第二号人物。很多年后，有人告诉我，在1957年“反右”时就布置了要抓李龙天，“看看他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言论，及时向上面汇报”。结果好几个人凑在一起想，总算是他们高抬贵手放了我一马。

　　1958年工艺处成立了工厂设计室，负责人是陈祖涛，他就把我调到工厂设计室任主任设计师。不久正式成立工厂设计处，即第九设计院（简称九院）的前身。我又回工艺处干生产准备的老本行。

　　1962年周总理来厂视察，要一汽对口支援沈阳拖拉机厂。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沈阳拖拉机厂靠测绘生产的产品质量不过关。郭力厂长带我们去考察后，决定由工艺处处长张琦带队，抽调了几十个人组成一批跟他们部门对口的科室人员去，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在沈阳整整干了一年时间。首先通过朝鲜渠道拿到苏联原厂的图纸，从软件到硬件，全方位协助他们。

　　1963年第二汽车厂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最初是在湖南选厂，陈祖涛要我跟着他，由当时的汽车局局长张逢时带领一起去湖南考察了一个月，走了不少地方。那个时侯我就萌生了去二汽的念头。

　　实际上，建一汽时国家就已经规划了要建二汽，配好的干部也在一汽实习，地址最早定在武昌，后改到成都，但1957年二汽下马，这批人就被分散了，有的去了洛阳拖拉机厂（简称洛拖），有的去了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