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风波
两边一合计,就达成了协议:南汽给广东多少辆汽车,广东给南汽多少台彩电。
有人把这件事捅到了中央
过了不久,重型汽车再次上马,这次就淡化了三汽的概念,而依托济南重型汽车厂。济南重汽也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南京搞了轻卡,北京搞的吉普,济南就搞了重型。1980年代初汽车行业搞联营时,济南重汽整合重庆汽车厂和陕西汽车厂,成立了重型汽车联营公司。决定在三汽引进技术谈判基础上,选择跟斯太尔合作。
我去南汽也是机缘巧合。1981年三汽解散后,张剑飞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去哪儿?张是一汽计划处处长,后来当了汽车局局长。这时杭州发动机厂(以下简称杭发)希望我过去,杭发专业对口重型汽车,给它提供发动机。那时我们到杭州,一月要往返好几次。作为重型汽车的发动机供应厂,外国人来参观,我们一般都要带他们去杭州、济南或者镇江。
但我选择了去南汽。南汽在1958年推出跃进汽车后,被国家定点为轻型车基地。南汽第一任厂长是王乃新,1947年时它还只是随军的一个修理厂,南京解放后,从山东搬到南京,接收了一个修配厂,改名为南京汽车修配厂。
我被任命为南汽总工程师,厂长是李阿夫。我的任务有二:一是跟五十铃谈判,并力求成功,五十铃的轻型卡车非常有名;二是赶快换型。
南汽正在搞联营公司,做新产品试制。当时全国汽车产量都掉下来了,南汽的日子也不好过。搞联营公司是薄一波的主意,由于全国缺重少轻,轿车基本上是空白,因此大家都想上汽车,没钱也想上,搞得太乱。中央开会做出决定,轻型车基地定点在南汽,联合安徽、江西、福建和四川等其他五省一起做。
另外,上面也发话了,五十铃谈判就和南汽谈。但日本人把中国情况摸透后,感觉中国还没有做汽车的实力,所以也没多大兴趣。双方谈了很多年,就像一场马拉松,最后也没谈成。
我当了两年的总工程师,后来李阿夫身体不好,上面希望找个知识分子接班,选中了我,当了两年的厂长。但我不是适合做一把手的料,退位下来继续当总工程师,直到1993年离休为止。
这时国家经济的大背景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很多汽车厂都活不下去。但南汽还能活下去。原因在哪里?我上任前不久,南汽就开始装用扬州柴油机厂生产的柴油汽车。之前国家曾明文规定,汽车不准用柴油,因为那时有个观点,柴油的需求量较大,拖拉机用,发电机也用,而汽车专用汽油。
但南汽不信邪,偏要搞柴油车,并成功匹配了扬柴发动机。结果1981年时,国家要搞活农村经济,允许私人拥有固定资产,也就是说,农民可以买汽车跑运输了。这样一来,农民首先买柴油车,因为柴油可以存放;而要是用汽油的话,加油站在哪里都找不到。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司机出车时,往往会放一个大油桶在车箱后面,那里面装的就是油。
由于独家供应柴油车,南汽一下子就火起来了。所以,在最困难时候,南汽迎来了发展机遇。南汽火到什么程度?这就引发了后来轰动一时的南汽“彩电风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3年汽车还要凭票供应,厂长批条子也是件了不得的事。这时我已经担任南汽厂长,别的汽车厂产品卖不动,南汽老产品却很畅销。广东地处沿海,私营经济发展很快,它需要大量跃进车。由于需求量太大,就要求多拿汽车。而南京呢,像彩电这些物资要凭票供应,而广东却有走私进来的日本彩电。两边一合计,就达成了协议:南汽给广东多少辆汽车,广东给南汽多少台彩电。
说实话,南汽当时也赚了点钱,本想给职工谋点福利,一台彩电价格1000多元。广东用好几架飞机把彩电运到南京。这下可轰动了,所有人都盯着这批彩电,都想弄到票,“南京汽车厂发彩电”的消息不胫而走。因为这个事,我们得罪了很多人,凡是跟南汽沾点边的,有关系的单位都伸手来要。
要的人太多,我们就做了个决定:除南汽职工外,其他人一律不批,南汽职工发彩电的原则是一家一户一台,而且要照付钱。南汽当时有职工2万多人,大概进了1万多台彩电,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楚了,这些彩电都是日本名牌,东芝、松下、三菱等。职工们拿到彩电后,那高兴劲就甭提了。
但有人就把这个事捅到了中央,中央立案后,专门派人来查,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问题。职工们都说,这是南汽集体订的(彩电),也付了钱的,领导也没多占。要是不交钱就麻烦了,那时工厂的每分钱都是国家的,发多少奖金,超标多少,上面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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