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龙天忆一汽二汽筹备往事 见证南汽辉煌

　　陈年乱账

　　二汽的设备是堆陈年乱账，那时没有计算机，全靠笔记本记，谁都搞不清楚到底有哪些设备

　　二汽建设，一机部很重视，沈鸿、马毅等部长们经常来看情况。

　　但二汽的设备是堆陈年乱账，那时没有计算机，全靠笔记本记，谁都搞不清楚到底有哪些设备。原始的设备清单就经常变动，部队首长谁都可以批条子调走。设备还直接运不进二汽，都要运到离十堰百多公里外的中转仓库去。每天还要从十堰派几十辆卡车从中转库拉进来。道路条件极差，装到车上的东西常常不是丢了，就是颠坏了。

　　二汽本来在十堰，文革中很多人都不知道十堰，我们签合同订货时写的单位有时是武汉二汽，而那个时侯居然在武汉也出现了一个二汽厂，货物发来照收。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设备就来了，不知道是谁订的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建厂期间，产品又作了一次大变动，更是乱中添乱。

　　设备台账也很有意思，比如分类栏目中就有：设备“已订、未到”；“已订、已到”；“未订、已到”——也就是说，没有订货的设备，也到了。

　　那时搞设备工作也真辛苦，只要有差错就得派人出去查清楚，全靠手工管理，到处是漏洞。

　　我算脑袋比较清楚的人。部长们一来，往往都是我去汇报。有人讲，就你还能说清楚，实际上也不是能不能说清楚的问题，数字每天都在变，你只要认准一个数字讲就行。

　　其间，还有一次到各机床厂将尚未验收合格的设备突击抢运进山，基本到齐后，一盘点，大约1/3的设备要攻关，部里就几次组织各机床厂来攻关。本来以为二汽三四年就能建成，最后却搞了十来年。

　　在物资奇缺的年代，为了两台加油机（现在加油站里最普通不过的加油机），我们专门跑到上海去订货，不知跑了多少趟。要是换成现在的设备采购员，那还得了？我们那时候出去订设备，供方安排住高级宾馆，需方只能自己在外面找小旅馆住。因此，出差回来往往带一身虱子。有几次从北京回来，还得带着很多猪肉，都是二汽人托带的，有人要20斤；有人要30斤。北京又敞开供应，我们买了好几片猪，在旅馆里弄好，回二汽时带给人家。

　　1973年我又调回工艺处。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后，二汽成立了总师室，总工程师是陈祖涛，统管全厂的技术和攻关，总师室内设总设计师、总冶金师、总建筑师、总动力师和总工艺师等。我被任命的总工艺师。

　　二汽那时做出的汽车产品问题不少，时任副厂长的孟少农就带我们几个有关总师成立攻关组，一个个问题排查，制订措施来解决。一直关心二汽进展的李先念同志就问：到底有多少东西你们做不好？做不好可以请外国公司咨询嘛，设备攻关攻不下的也就到国外买吧！。

　　建二汽时要求全国包建，南京汽车厂（以下简称南汽）在饶斌组织下，负责产品设计、试制的工作。南汽的历史很早，1958年出车，只比一汽晚2年，有一大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1964年南汽根据部队要求搞试制。很快就试制了几款样车，最初定位是2吨平头军用越野车。全部设备都订好了，但军队却突然说选型不对，要换成2.5吨车。原来的设计不需要了，改由一汽接手，这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都靠边站，由一汽造反派重新指定一批人来搞产品设计。

　　1979年二汽正式出车，生产EQ140。实际上2.5吨车早在1975年就生产了，出来后质量不过关，声誉不佳，直到越南战争后才恢复名誉。

　　1978年改革开放，国家开始筹备三汽，我也赶上了趟。为何筹备三汽？改革开放后国家有个很重要的决策，就是要搞四个现代化，交通运输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决定大力发展重型汽车。

　　三汽筹备组成员是从各个汽车厂抽调出来的，起初约只有十来人，负责人是方劼、李岚清、郑正梠（原汽车局总工程师），后来发展到百十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