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汽下马
试想,在1980年代没有高速公路的背景下,中国哪能搞这么大的重型汽车厂?
在三汽筹备组,我们主要做的事情:一是选厂址,二是谈判和出国考察。
1978年第一次去国外考察,由机械部副部长杨铿带队,去德国重点考察了奔驰、曼等重型汽车厂,那时我们对技术转让、许可证贸易等都不太明白。回来后,我在部里做了考察报告。说到德国在二战时一些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就短短8年功夫,人均住房面积就达到了80多平方米(大使馆的同志告诉的),他们迅速恢复了元气。我们重点考察的奔驰汽车,除高级轿车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汽车厂。
听完后,大家发言说:你这个报告要是两年前做的话,肯定是个右派。
为筹备三汽,我们跟全世界的重型汽车厂基本上都接触过,开始时只谈技术引进,后来才谈合资。合资经营这个概念最早由通用汽车董事长墨菲提出。1978年,墨菲率领22人代表团在北京与一机部商谈轿车和重型汽车项目,在谈判过程中,墨菲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
“Joinet Venture”翻译过来就是“共担风险”的意思,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墨菲就让他的手下解释说,“Joinet Venture”就是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的意思。他还说,美国人跟别人合作,也是大家共同承担风险。李岚清为此事还专门写了一份报告转给邓小平同志。邓批示道:“可以(合资经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嘛。”从此,重型汽车就开始了合资项目的谈判。
通用公司考察二汽还有段故事。他先派一个总工程师到二汽参观。李岚清、陈祖涛和我陪着这个代表团一起去二汽,我们从北京出发,飞机刚过郑州,就因故障被紧急迫降。飞机不能飞,火车票也买不到。那边二汽急得要命——原定第二天跟通用代表团见面。
李岚清找到当时的山东省省长(原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请他想办法。最后总算买到几张直达武汉的火车票。但从武汉到十堰还有段距离,怎么进山仍然是个问题。二汽就派了一辆车到武汉来接代表团,那是辆老得快掉牙的外国轿车,再加上二汽武汉中转站的一辆吉普车,共两辆车送代表团进山。
从武汉到十堰,当时根本就没路。车开到半路上,代表团中有人要上厕所。怎么办?好不容易在途中小镇上找到一个简陋的毛厕,里面很脏,满地都是粪便,人根本踩不进去。美国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一个劲地拍照。后来我们学乖了,再次遇到这种问题,就让他们在公路边的野地里解决。
我们一大早从武汉出发,在路上折腾了一整天,到晚上8点钟终于到了十堰。黄正夏已摆好宴席,就等着代表团。在席间,他们很好奇地问:“你们怎么把汽车厂建在山沟里面?”“我们要准备打仗。”当时的孟少农十分干脆答道。
对于二汽如何组织生产,通用也很不理解。“你们国家这种水平,还要搞那么大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能谈成的几率简直微乎其微。
事实证明,三汽当初定的规模实在太大。在和奔驰汽车厂谈判时,他们也问:“你们想建个什么厂?”
“15万辆的重型汽车厂。”我们说。试想,在1980年代,在没有高速公路的背景下,中国哪能搞这么大的重型汽车厂?
果不其然,对方说:“我们奔驰厂的重型汽车也才8万辆,这个规模和投资已经很不一般了。你别看重型汽车,可比小轿车难搞。你们哪里是搞汽车厂?准备同时搞坦克或者军工厂还差不多。”后来奔驰就建议,以中国现在这种条件,搞15万辆根本不可能,最好从6000辆起步,搞一个“先行工厂”试试。
在德国跟奔驰谈判时,也有段小插曲。当时上海也在跟德国大众谈,是饶斌带的队。谈判过程中,他突然在狼堡(大众总部)犯病住院,而上海代表团马上就要离开,接下来还有其他行程。李岚清和我两人就赶到狼堡去看望。
怎么办?总不能把饶斌一个人留在那里吧。正好我们重型汽车谈判团还要在奔驰待一段时间。我们就提议,干脆把他接过来。但莫名其妙地要接收一个病号,奔驰有顾虑。好在德国人办事认真,两个公司的医生商量确认不会有问题后,就把饶斌接到奔驰总部。饶斌来重型汽车谈判小组后,不肯安心养病,非要参与谈判,谈完奔驰,我们又上法国和奥地利去谈。
在奥地利,我们考察了一个小重型汽车厂,这就是后来的斯太尔。这个厂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生产工艺相对简陋;产量也不大,只有1万多辆。更重要的是,它不像奔驰那样财大气粗,而且还能提供政府贷款,有软贷款,也有硬贷款,而奔驰明确表示不提供国家贷款。
1970年代末,国家因“洋冒进”引起财政困难而大幅削减各类项目,三汽也在其中。1980年底三汽筹备组解散,大部分人回了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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