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二汽
“反右”之后,我就不再是旗帜和标兵了。
当时觉得老在一汽待着也没意思,就想换个地方再闯闯。
1964年中央提出汽车工业要搞托拉斯。一汽办托拉斯时,在厂领导王少林的主持下,成立了规划室,再加上原生产处、计划处统称为三室,由李刚任室主任。我们分别到东北各地去,把原来属于地方领导的汽配工厂收了一堆,一汽也改名为长春汽车分公司。这之前,我也跟李代胜(一汽副厂长)到南京和江、浙各地考察了许多汽配厂,为成立南京汽车分公司做些前期工作。
1966年搞“四清”运动时,我是辽阳弹簧厂“四清”工作队副队长。这个厂是一汽搞托拉斯时收归的工厂之一。队长是赵壁(原一汽供应处处长),从一汽共去了十几个人。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亏得队长有经验,说:“老李啊,咱们要看准,行动慢一点,走一步看一步”。可以说,我们这个工作队基本上没受到冲击,其他好几个工作队撤离后都被抓回去挨了批斗。
我这个人不太讲政治。195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预备党员的预备期拉得很长。要我参加“四清”也是让我在政治上加强锻炼的意思。总之,反右之后,我就不再是旗帜和标兵了,那段时间知识分子也最不得志。
“四清”还没完,文化大革命又开始。我被抽调到二汽。一汽把干部分成三组,每组大概500人,都是些技术骨干,让二汽从中挑选一组。说实在话,我自己也想去二汽,当时觉得老在一汽待着也没意思,就想换个地方再闯闯。很多年后,陈祖涛告诉我,我能去二汽他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在我的那个组里还有其他几个他比较欣赏的人。
按照规划,除了一些关键生产线和设备通过转口买进来外,二汽的其他装备都必须由国内供应。为此,二汽成立了设备组,组长是我的同班同学谢渊。饶斌要我们配合全国的机床厂,制造我们所能知道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由工厂提出要求和技术规格,提供试加工毛坯,组织鉴定验收。
我们和机床局成立了联合小组专门搞自动线。什么概念?一汽建厂时只有一条自动线,而二汽却要搞100多条。难度当然很大。二汽要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汽车厂:产品要新,设备要新,材料要新,装备也要新。为摸清情况,可以说跑遍了全国各地。
这期间,有次我回二汽(那时我们的工作地点仍在长春),李子政见到我就说:“你回来干什么,人家要斗你,你赶快出去跑设备吧。”。一方面,我们到全国的机床厂去交底,查进度,另一方面,我们多多少少也带着躲造反派的意思。当然也没完全躲掉,还是被勒令回来,关了3个月。饶斌和陈祖涛被斗得最惨,我倒没有受皮肉之苦。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可以回家。
我劳动的地点在3500吨大压床那里,原来我的饭量不大,劳动后,换了个很大的饭盒,还是吃不饱。尽管只是送送料,取取零件,但一天干下来,躺在床上就不想再动弹,这才知道这玩意儿不简单。
二汽军管后,我们也都陆续进了山,然后又进学习班。学完后,要解放一批干部,看来我的问题不太大,也就“解放”了我,其他很多人都进了“五七”干校继续学习。当时二汽的总指挥部成立了计划组、设备组和基建组三个大组,我是设备组副组长。设备组组长康志荣,是个老干部,原来在浙江四明山当过张鼎丞的机要秘书,脑袋里装的全是电报号码,工作抓得极细。设备组有好几十号人马,除原二汽设备组的一部分人外,有一大批部里的下放干部、转业军人、老工人和学生等,他们中有许多人对机床行业都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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