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金:中国入世协议中最具杀伤性的条款

　　【编者按】：进入世贸组织之后5年过渡期内跟美国谈判的25亿美元的中国进口汽车配额基数为何最终变成了60亿美元？特保条款和15年过渡期，这两个条款一般进入国都没有，为何单单中国有？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在WT0的会议翻译中，为何没有中文翻译？

    原中国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徐秉金首度向《汽车商业评论》讲述中国加入WTO艰难谈判历程中的成功与失败。

入世谈判中汽车自始至终都是焦点

　　70岁的徐秉金，仍然是那副不依不饶的神态——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在谈判桌上给对手留下的强势风格。1996年“美国之音”曾播出这样一条消息，“由于徐秉金的强硬立场和机敏狡辩，使中美GATT谈判陷入僵局，我们只好面对这个局面。”

　　2009年9月的一天，《汽车商业评论》在位于北京东安门大街82号的中欧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办公室里，听他讲述其长达十余年参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历程。

　　谈到WTO，这位原中国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团主要成员仍然无法释怀。如果他能亲历2000年那场关键的谈判，上述问题是否会有不同的答案？

　　1964年，他从吉林工大工程经济系毕业，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的机床研究所。1972年，在机械工业部部长办公室当秘书。1984年，任国家外事局副局长，1年后任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1988年国家计委和经委合并，同年，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成立，他任副司长，正式抓汽车。2000年，出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

　　从1990年12月起，在近10年时间里，他参加了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在谈判中，汽车自始至终都是焦点。

　　徐秉金对《汽车商业评论》说：“我很关注汽车业，实际上我搞了一辈子的汽车。当秘书时，老部长管汽车工作，可以说长期以来我都没离开过这个行业。”

　　在中国与美国、欧盟和加拿大三方汽车零部件争端案以及中美轮胎特保案尘埃落定的大背景下，我们再回过头来听听中国为加入WTO而发生在谈判桌上的这些较量，也许更有深刻涵义。

　　我跟媒体打交道不多，过去也经常有媒体要求采访，但他们的问题都很敏感，如怎么看汽车价格，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要判断，但判断一出去，可能会对汽车市场产生影响（当时徐秉金在国家计委），所以我就不接受采访。

　　我父亲是河北昌黎人，我出生在吉林，在那里上完小学和中学，考上吉林工大（前身是长春汽车拖拉机制造学院）工程经济系，这是一个培养厂长的学习班。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的机床研究所。1965年搞“四清”，要工作队队员下去跟班劳动，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去了一汽，搞了一年半，当时工作组组长是段君毅。

　　我跟一汽很有渊源，大学搞毕业设计就在一汽。“四清”回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邹家华（时任机床研究所所长）派我到清华大学工作组。这段历史很多人都知道，后来周总理四次去清华大学才把工作组撤出来。文革中两派武斗，我是出名的铁杆保皇派。

　　1972年工业步入正轨，我到了机械工业部，在部长办公室当秘书，前后共7年。1984年任国家外事局副局长，一年后任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

　　1988年国家计委和经委合并，邹家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同年，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成立，我任副司长，正式抓汽车，陈建国、陈斌都是我的同事。

　　我很关注汽车业，可以说长期以来我都没离开过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