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金:中国入世协议中最具杀伤性的条款

　　你必须支持上海

　　朱镕基说，一汽干的品种太杂太多，分散的精力太多，不如上海集中力量抓桑塔纳，所以优势还在上海，今后的优势也在上海

　　1988年国家机构改革，国家计委下设两个司，一司管原材料，二司管机械、电子、轻工、纺织。

　　我们在前几年工作的基础上，整理形成了《关于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战略》初稿，在当时算机密文件。（1988年）11月，在征求有关部门和委内有关司的意见基础上，做了第一次修改。

　　这个战略稿前后修改了6次，之后一汽项目、二汽项目和上海项目怎么上，“三小”项目怎么上，就按照这个指导文件来执行。

　　为解决一汽合资问题，1991年3月21日到23日，在我的提议下，郝建秀同志在长春召开一汽轿车现场协调办公会，省市领导都参加，会议请大家参观现场，听取耿昭杰的汇报，并对一汽轿车合资项目需要解决的问题分组讨论。经过大家研究协调，捷达和高尔夫有13个问题已明确解决，还有7个问题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同时，一汽汇同省市各有关部门提出，一汽轿车合资项目关键在于今明两年，一汽二厂区的建设，只有在今明两年集中力量做到资金到位，政策配套落实，就一定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来做。

　　后来我写了报告，邹家华同志批示：深入现场解决问题，这个事办得好。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扎实，这份报告就把一汽项目给拍板定案了。

　　当时机械部和中汽公司计划让一汽和二汽的轿车项目同时上马。中汽公司提的方案是，批准这两个项目打包。项目被批准了。但国家计委认为投资太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国务院就根据“三大三小”原则订出重点：先保一汽，二汽适当拖后，桑塔纳保持现有3万辆规模，确保一汽把轿车项目建起来。

　　重新做这个方案时，我把陈斌、陈建国、李刚叫过来，在位于六里桥的二汽驻北京办事处开了几间房，关起门来搞了三天三夜，做了四张大表，包括资金、技术、工厂和运输方案，做出来后写了一个报告，送给领导。大意是，按照机械部和中汽公司的方案，两个项目如果没有140～150亿（元）下不来，建议先花40～50亿（元）上一汽轿车项目，两年后再上二汽轿车项目，上海大众维持现状。

　　邹家华后来批示，这个报告可行。

　　这样投资就变成了40多个亿。要真干15万辆的规模，我们必须投这些钱。这样总算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当时朱镕基还在上海当市长，他到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让我去机电办，要找我谈话。

　　我带着陈建国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找他。我一进门，他就说：徐秉金，你为什么支持一汽，不支持上海桑塔纳？

　　我说，一汽和桑塔纳都是按照您在国家经委定的原则执行的，我们有前有后，在“三大三小”中，重点支持一汽，二汽延后，上海维持现状，把奥迪拿过来。

　　朱镕基说，你必须得支持上海。

　　一汽确实是老工业基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没有一汽就没有二汽。上海呢，桑塔纳先走了一步，积累了搞小汽车的经验，但是从总体技术力量来看，它和一汽还是有差距。

　　朱镕基说，但是你要考虑上海今后的发展，我认为虽然一汽现在强一些，但是必须把它摆正，在支持一汽的时候，要把上海往前重点给予支持，而且我相信，今后的优势也在上海。因为一汽干的品种太杂太多，分散的精力太多，不如上海集中力量抓桑塔纳，所以优势还在上海，今后的优势也在上海。

　　现在回过头看，确确实实验证了他当时说的这句话。

　　1990年，朱镕基从上海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有次他又找我谈话，当时我正要从国家计委调到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他说：秉金，你先去上海，把上海大众规模问题解决了。因此，我到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报到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年。

　　上海大众原有规模3万辆，他们希望能扩大到15万辆。我就带着国家计委投资司、外资司、计划司等9人工作组到了上海。吴邦国同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和黄菊同志（时任上海市市长）接待了我们，我们去了6天，相当于现场办公。

　　实际上在国家计委内部，意见也很不统一。投资司没意见，外资司意见最大，规划司直接说，一汽和二汽还没有完成建设投产，现在给上海15万辆规模不合适。这几个司长互相吵架，往往争得脸红脖子粗。

　　我跟他们讲，上海的条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不要老给它框死。

　　但反对意见太大，我是谁也说服不了。我就给时任上海经委主任的蒋以任出主意，让他提个6万辆的方案，要把理由写充分，把可行性报告做好。

　　在工作组讨论时，我直接报6万辆。我想，你15万辆不行，6万辆总可以吧——上海生产线不闲置，市场也有需求，而且这些钱也基本上由上海出。这样总算让工作组达成一致意见：6万辆可以写。

　　我对蒋以任说，你在6万辆后面再打个括号，写上单班两个字。单班6万辆，双班不就是12万辆吗？再发展一下，就是15万辆了，这样打了个马虎眼。

　　结果谁也没看出这一点。国家计委的几个司长也不知道这是我的主意。上汽把方案报上来后，我写了一份报告，上报给邹家华同志，总算把事情办好了。现在我去上海，蒋以任还说：秉金，你当时单班这两个字可起了关键作用。

　　后来我单独找时任上汽董事长的陆吉安谈话。我说，老陆，你要想把桑塔纳搞起来，就必须把发动机搞起来，把技术拿过来，这样30万辆就干出来了。上海起步时，国产化并没有抓发动机，现在倒应验了朱镕基的话，上汽已经排到了一汽前面。

　　八五期间，“三大三小”的定点和执行都是我们在做。但你得注意一个前提，这些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容易了，不能脱离计划经济这个大筐子来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