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用车方案千呼万唤，终于有望今年出台。

　　3月28日，连续10年提公车改革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告诉本报，公车改革今年很可能成为转折点。

　　3月22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适时出台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具体由国管局、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等负责。

　　曾为方案提过建议的叶青告诉本报记者，这两份文件草案基本去年已经成形，一直在征求各部委意见，等待合适时机出台，“估计最迟不会超过今年7、8月”。

　　其中，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基本会采用车补形式——不同职级、不同地区的车贴采用不同标准，规定车补上下限，各地结合地方实际自行设定具体数额。

　　叶青说，思路上总体与“杭州模式”接近，通过发放补贴实行公车退出机制。但补贴不会太高，部分规定也跟他一直提倡的“叶氏车改”思路相近：“自购私车”、“市内1000元/月”、“出差(出本市)实报实销”等。同时，与地方不同的是，中央机关的车改基本会提供两个方案——使用专门公务车或者发补贴，副部级以上干部自由选择。此外，一般公务公车将社会化运营。

　　货币补贴

　　改革的前提，据叶青所述，是公车的口径必须清晰。

　　他介绍，目前中央的口径是，公务用车指由政府财政为各级党政机关、全额预算拨款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需要所配备的车辆，“在此基础上，北京市的车改方案讨论中已经同意加上国有企事业单位，这应该是个方向。”

　　针对中央机关的公车改革方案，叶指出，核心必然是车贴怎么补、补多少。全国范围的公车改革指导意见，也将部分采纳他之前提到的建议，对车贴设立上下限。

　　他打了个比方。比如，规定处级干部车贴范围1000-1500元/月，东部地区最高不得超过1500元/月，西部地区最低不得低于1000元/月，具体额度由各省市结合地区实际，“看菜吃饭”。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也称，今年公布的方案中“按职级发放车贴”是核心。他介绍，在针对公车改革方案的多次讨论中，“货币化补贴”都是讨论焦点。

　　根据货币化程度不同，此前地方模式中区分出三大类：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取消公车发放补贴、以昆明为代表的集中统一管理、和以杭州为代表的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调配模式。

　　近几年广东省的广州、珠海、惠州等城市、区、街道车改，主选货币化模式，取消公车，按公务员职级设定补贴标准。

　　比如针对公安政法单位3000余人700多辆车启动车改的惠州市，去年补贴标准从科员500元/月到正处级干部的2800元/月不等。

　　这种模式，昆明在2005年5月，以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高新技术开发区3个单位为试点也曾进行，当时，昆明副厅级官员月补助为1800元，但最终未能推广便宣告结束。

　　5年后，昆明新车改方案不分职级，公务员人均发放400/月的补贴，超出部分由个人负责。

　　2009开始，针对局级干部以下公务员展开车改的杭州，车贴从普通公务员的300元/月至局级公务员的2600/月不等，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不能取现。

　　根据测算，杭州车改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节约财政支出30%以上。

　　但所有地方补贴形式都存在一个问题，职级越大，车贴越高，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一定出差越多，“这个漏洞目前没有解决办法。”叶青坦言。

　　买改为租？

　　车贴发放后，公务员日常公务用车如何开展？叶青说，国家即将推出的方案，思路上总体与“杭州模式”接近。

　　在任建明看来，杭州模式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买改为租”，由地方牵头成立官方的公车租赁中心，统筹管理。

　　前两年内各单位上缴的400辆公车中200辆由租赁中心留用，132辆补充执法单位工作用车不足，57辆被拍卖，剩余11辆作报废处理。

　　车改后，公务员因公务需要用车时，需提前预约，杭州市区、临安市、富阳市等车贴区域内，使用普通公车180元/天，超过一定里程另计费，产生的费用通过市民卡刷卡消费。

　　在另两个试点区广东和昆明，有紧急公务时多数更多选择“私车公用”。数据显示，广东惠州市局机关警用车保有量裁减59%，昆明开展新车改后，公车裁减50%左右。

　　杭州模式受到青睐，跟其灵活便利和易于监控有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国清说，杭州车改不仅避免了公务员的公车私用，也阻断了司机“捞油水”之路，“在跟个人关系脱钩方向上迈出了一步”。

　　任建明肯定杭州模式的同时，也直言这种调配方式可能存在双轨制的风险，“会不会被滥用需要当地政府严格把关，应该设定具体目标，在3－5年内完全走向货币化、市场化”。

　　任指出，相当多的中等及以上城市已经具备货币化和市场化条件。

　　此番车改，一旦方案敲定，或将开启公务租车市场，对汽车租赁市场带来利好。

　　中央某部委下属机构最近在调研中了解到，整个汽车租赁市场，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使用，是个“朝阳产业”，未来的前景比较看好。

　　该机构一位知情者介绍，整体租车市场都还没有充分发育，比重很小。具体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公务租车，比例就更小，即使有，也多是零散租用，极少有机关单位统一长期租用轿车商务车等小型车辆，一般也只是上下班通勤车。

　　另据叶青介绍，中央机关的公车改革，对副部级以上领导的方案将是“自由选择，或者车贴，或者专门公务车”。

　　该不该给车补？

　　回溯公车改革，这是一项持续了18年的拉锯。

　　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拉开中国公车改革序幕。从2005年至今，国务院下发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公车改革每次均有重点提及。

　　然而，改革至今18年未有显著效果，甚至不少省市“越改越超标”，“一些地方发高额车贴是把配车制度合理化了，因为并没有出台强制性的制度取消地方公车。结果差不多变成既拿车贴又开公车。”任建明坦言。

　　一些论者直言，公车发放补贴是变相加薪，认为公车就不应该配，货币化补贴也不能出。

　　任建明指出这样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得考虑现实，如能推广杭州等试点模式，每年几千亿元的公车消费，至少能节省一半左右。

　　浙江大学教授张国清也表示赞同，“现实条件下，车贴可以补，关键是要公平地补，不能使这种提升不公平地掌控在权力拥有者手中。”

　　除了金钱利益，领导干部专车取消一直被认为难度不小。叶青指出眼下车改的核心之一就在此。

　　张国清提到5年前的统计数据称，政府机关一辆公车一年花费8万元。假设一名官员一年能省8万元，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中国公务员为689.4万人(不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照10%比重配专车计算，单专车一项就能节约500多亿人民币。

　　“这样一笔庞大的浪费告诫政府，无论如何，都应该引入社会参与。”叶说。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直言，18年公车改革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本质上，这是地方财政的问题”。

　　他认为，买公车如果是国家出钱就由国家制定方案，当地老百姓出钱就由老百姓决定，“只有做到政府部门的人事民主、财政民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车问题，否则不管怎么改，车贴怎么补，都会有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