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罚款对经济产生阻碍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如果这2700亿真的存在，那真是可怕的数字。2700亿是个什么概念？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2011年的盈利利润是2048亿。那么工商银行有400万个工商企业的客户，有两亿多的个人客户，然4万多个网点，干一年365天，才能挣到这样的一个利润，这还不如罚款罚的多。大家都说银行挣利差挣的不好意思，但实际上这种商业模式比起罚款这种商业模式差得多，罚款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商业模式。但是银行促进商业和经济的发展，促进资金的流动，但是这种罚款的模式，它实际上对经济产生一种阻碍的作用，实际上它相当于我们血管里面的血栓，让血液流通的速度减低，而且产生堵塞的危险，所以这样商业模式真的到必须整治的时候了。

　　戴定一：没有纳入监管的这部分罚款越来越多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到底这个罚款总额是多少？到哪儿去？没有人能够完全讲得清楚，也正因为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所以至今还在发展，而且越来越厉害。按说这个罚款是有规定的，要收支两条线，收，收上来的罚款要全部上交，但是一部分是没有按规定去罚款，自由裁量的比重越来越大，还有一部分虽然上交了，但是返还的这些钱又跟上交的数额挂钩，这样就有利益动机，这样就使得这个事情屡禁不止。而且我们现在注意到，就是没有纳入监管的这部分，自己来定的不规范的这些钱越来越多，而且正是这部分是最遭我们物流行业所痛恨的这部分，它的危害也是最大的一部分。

　　在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晋济高速公路泽州收费站，货车司机张师傅就经历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地磅承重考验。张师傅的车11月初从江苏张家港出发，运送大型设备精馏塔前往陕西靖边。根据山西省的相关规定，这辆车设备本身自重86吨，加上车辆自重，超过100吨了，属于超限车，需要办理三超证。费尽周折，张师傅的同伴们为这辆车办下了106吨的三超证，实际称重允许比证件上重量上浮6%，也就是说如果秤重110多吨，车辆就可以顺利通过收费站。然而，就在货车过山西泽州收费站地磅的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张师傅(货车司机)：过磅的时候，他们(称重)是126(吨)，这个我们就感觉磅是有问题的。

　　面对这样的结果，张师傅有些不甘心，他注意到，进入收费站后，旁边的超限检测站还有一个地磅，他们要求在这个地磅上称重。这一次，奇怪的情况出现了，显示屏显示，货车总重量为112吨，同一个收费站，里外两个地磅竟然相差了15吨。对于这么大的误差，超检站工作人员怎么解释呢？

　　超检站工作人员：我们过这个大件车我们也很少，解释是什么原因我也讲不清，因为磅坏了，或者磅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处理不了，都是叫厂家过来弄的。

　　11月12日，一位姓樊的师傅开车来到了陕西、甘肃交界处的一个收费站。樊师傅告诉记者，他经常跑这趟线路，如果不超重的话，费用应该是1500元左右，然而，仅仅因为超重400公斤，也就是0.4吨，收费就出现了天壤之别。

　　樊师傅(货车司机)：我那个车过了55.4吨，超了400公斤，超了400公斤人家说不行，一算都7千多，7425(元)。差太大了，1500多到7400，整个相差5、6千，差距太大了，说实在话，不想给他掏，为啥？根本这一趟下去都挣不了那么多钱。

　　刘戈：罚款就是强买强卖 司机没有选择权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此事必有蹊跷。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这位师傅从江苏出发的时候，货加上车是89吨，到了安徽变成96吨，到了河南变成110吨，到了山西变成了126吨。这个重量是越走越重，这就好像出现了一个新的力学定理，好像重量跟纬度相关，但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市场上，如果一个秤能够相差30%的幅度，那么我们是不会去购买的，在菜市场，无论你卖给我鸡蛋，还是卖给我白菜也，你能差到30%，我肯定不买你的东西，但是司机开了车，到了公路上，就没有办法，我秤是多少，你就是多少，所以它变成强买强卖。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司机来说，他在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下没有选择权。

　　戴定一：执法不规范 自己随意制定规则和标准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地秤这件事是一个个别行业，其实在物流行业里，我们都会看到这种游戏规则不一致，执法不规范，有随意性的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他随意去制定规则和标准。即使在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他也要尽量的个性化，增加他的解释权，在设备使用上，在规章制度的解释上，在处罚力度的掌控上等等，都加大了这种自由度和不规范性。这样一来，使得监管的这方造成了很多的不透明、不规范，甚至是市场规则的不一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

　　周天勇：现在已经把收费和罚款固化了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路上的罚款乱收费的比原来多了，而不是少了。第二，可能原来我们觉得出个什么事，建立一个限超办，让各个部门都上路去管理，可能超载这个事能解决，但后来发现这个事不但没解决，而且收费罚款越来越严重；第三，这些机构部门的人越来越多，把收费和罚款固化了，每年的任务，每年的数额，如果罚不到，可能这些人就没饭吃了，就领不到工资，领不到奖金了。而且这类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所以趋势越来越恶化。

　　刘戈：多头管理和自由量裁的体制应该结束了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大型设备在申请的时候，从西安到太原600公里走了20天，那么20天相当于每天走10小时，相当于每小时三公里的速度，这个速度已经低于牛车的速度，但是按以前的思路治理已经无效。现在十八大以后，我们谈改革红利，就是这样的政企不分，这样多头管理和自由量裁的体制应该结束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改革，那就没有我们下一步的红利。

　　戴定一：现在的罚款是让一部分人得到非法利益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这是一个决心问题，能够采取的措施很多，关键是我们要不要彻底去斩断这个利益链条。由于罚款的利益链条，把罚款这件事情变了味了，罚款本来是干什么呢？是维护市场的公平，让那些违规的人得到的非法利益吐出来，但是现在恰恰相反，那一部分人得到非法利益，而且会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