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达：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特别节目，2011关于共产主义的青春对话，我是方达。65年前一个27岁的名叫（森德•安克斯）的美国年轻人，因为当时受到《西行漫记》的影响，辗转半年来到了中国延安，他的未婚妻（乔•恩特）一位芝加哥大学的赫兹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在她的男友来中国两年之后，也随之来到了延安，此后他们俩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分别叫阳早和寒春。那1949年阳早和寒春，在非常简陋的窑洞里举行婚礼。当时没有婚礼进行曲，唱响的却是《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那半个多世纪中，夫妻俩和新中国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那2003年12月25号，86岁的阳早因病去世，7年之后的2010年6月8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89岁的寒春也离我们而去。他们是美国人却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他们来到中国半个多世纪，见证了中国的风风雨雨，寒春女士曾经说过，我们在中国待了一辈子，是为信仰而来，那么今天的青春对话，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阳早和寒春的长子，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阳和平教授，阳教授您好。

　　阳和平：您好。

　　方达：那么和阳教授进行青春对话的是新华社的黄文博士，黄博士您好。

　　黄文：你好方达，阳教授好。

　　方达：阳教授是1952年出生在北京，这么算来，您也算是老北京了。阳教授有一个对自己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自己是鸡蛋，此话怎讲？

　　阳和平：是这么讲，外表长的是美国人，但是心里边好多还是中国人的习惯有很多，想法、思路什么东西。所以你说中国人用黄的形容鸡蛋里边是黄的吗，但也不是纯黄的，毕竟不是中国家庭长大的，是相对很多到美国去的一些中国人，他外表看着是黄种人，但他们的思路想法是美国式的。

　　黄文：香蕉。

　　阳和平：香蕉，是这么起来的。不知道谁给我起的，是我妈是我爸？不会是我妈，我爸幽默感多。

　　方达：那爸爸和妈妈也是中国鸡蛋了。

　　阳和平：他们不太一样，他们的生长环境还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的中国环境还不如我的领教的多，他们真正讲是国际主义的，所以中国文化方面，他们还比不上我们。

　　方达：那黄文博士，在我们正式访问开始之前，已经跟阳教授有了一番沟通，你觉得鸡蛋的这个比喻是否准确？

　　黄文：剥了皮的鸡蛋吧。因为我觉得，刚才跟阳教授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种沟通一见如故，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甚至没有真正地听说过阳教授。但是关于阳早和寒春的故事，实际上在中国，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国人当中其实是，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关于他们的家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们没有真正了解。刚才在跟阳教授的沟通当中，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除了在语言上非常顺利、平滑，听阳教授说起话来就是京片子，说得特别顺利。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在一种相当共同的对于某一种文化的了解基础之上，去做很多很多深入的交流，这个是让我特别感慨的一点。

　　方达：阳教授您出生在北京，那么在22岁的时候离开了北京，回到了美国，是吧？65年前那个时候，你的父亲母亲也是比你年长没多少岁的时候，他们选择离开了美国，来到了中国。后来你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当时父母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是一些什么样的事件推动他们迈向了中国？

　　阳和平：这个也是多年以后思考过的，当时不是非常理解。我到美国去完全出于好奇，我父母到中国来，也有好奇的成分。那时候中国正在进行大变革，二战以后，中国建立新的国家，《西行漫记》，小米加步枪，对我父母的影响非常大，他们要到中国来看一看，那时候我爸爸先来的，他也经历了延安，在那个里边对他印象非常深，当时国民党是1：10的兵力，大兵压进。但是共产党那时候从容不迫的撤离延安，撤离延安以前周总理、毛主席、朱德都接见了在延安的外国人。接见我爸爸，问他你想干什么，你想留下来，还是走？我爸爸说他要留下来，他就跟当地农场的几十个人一块掩护这些牛，在一年里边，400天里边目睹了国民党大军怎么从胖子拖瘦的，瘦子拖死了，他就赶那一群牛就能在延安避免国民党，安全地把这帮牛给保护下来，这牛你想想跟人不一样，你说敌人来了，它不懂得敌情的，什么叫对牛弹琴呢。所以能把那一群牛保护好，这里边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党组织会告诉你，国民党在什么地方，下一步往哪儿走，国民党愣找不着共产党的主力军。人心所向，注定国民党接下来失败，这对我爸爸印象非常非常深。所以我爸爸讲这个东西我给妈，说你将来可以什么事都可以学物理，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你一辈子会后悔的。

　　方达：阳和平教授的母亲是学物理的，在芝加哥大学赫兹物理研究所，那么是因为一个大事件让她也改变了她的一些人生轨迹。当时是什么事件，让母亲下定决心以后再说物理的事，现在先去延安和父亲会合。

　　阳和平：美国在日本扔了两个原子弹，对我妈的打击非常大。她没想到他们研究的东西成了大规模杀人武器了。他们以为就是作为希特勒掌握核武器的东西，是防备性的，没想到变成进攻性的，所以她特别愤怒，他们就组织了好多科学家们游说，要把核武器掌握在文人手里，以为这样就解决大问题了，她那时候不是共产主义，还不懂得帝国主义。后来法律通过了，她以为万事大吉了，回到芝加哥去了，两年以后她突然发现自己奖学金还是美国海军提供的，她就发现自己像孙悟空怎么折腾，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就是你要研究核物理，不管多么纯粹的核物理，它毕竟会帮着美国怎么更有效地做大规模杀人武器。这里边你没有选择，良心上不允许她再继续，所以她不得不离开。我妈真是想尽办法想进去，就是进不去的，花了一年的工夫，她是48年到中国来的，她49年才到了延安。北京解放才进去的，从上海地下党安排得好多好多办法，到开封，到天津，现在还活着一个，叫夏毕罗的老头子，他妻子是中国人，他们仨扮在一块，我妈跟他当夫妇两个，那个人的妻子当他们保姆，在一块想通过天津，想通过封锁线，人家把那个保姆给放掉了，把他俩外国人留下来了。她真是有点绝望了都，最后北京解放了，她才到延安去。

　　方达：也就二十多岁的两位年轻人，到了异国的土地，然后刚开始是基于对一本书的了解，对一个陌生国度的向往，刚才阳教授用了一个词，好奇。那么黄文博士，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两个异国的年轻人，做了那样一个选择。

　　黄文：我是这样想，在当年在阳早只有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对一个遥远的国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没有真正了解，用好奇这两个字其实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好奇心是最重要的一种。那么在这里边阳教授的母亲后来跟上来，除了对于核武器，对于人类的伤害，特别重要的原因还有感情的原因，因为要和爸爸在一起。听刚才阳教授讲到寒春的经历，我突然一下挺感慨，因为我在美国学习过一段时间，所以专门上过一门课，就是讲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道德问题的，他们分析的主要个案其实就是二战时期的这两颗原子弹，就是广岛和长崎。在当时，实际上在整个原子弹当中是有一批美国的科学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退出的。原子弹扔下去了以后，他在最初的时候，在美国公众当中受到的反映，应该说是一边倒的，表示一种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很解恨。觉得这样做帮助结束了二战，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像阳教授母亲这样，在当时有这么冷静的思考，对这件事情有这么深刻的疼痛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实际上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给我的感觉，父亲来或许是出于好奇，又出于对于共产党的这种神奇力量的敬意。母亲来有她更深刻的反思，有她一种和平主义的情节在她心里。所以她可以不畏千辛万苦，辗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想办法能够到中国来。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你就能感觉到，她相信一样东西。

　　方达：先是好奇，接着是认同，最后成为坚定的追随者，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这个过程的转变很自然的吗？因为毕竟在物质，在文化各方面它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这个鸿沟怎么弥补？

　　阳和平：这个恐怕和我姥姥的教育还是有关系，因为我姥姥是一个教育家，我母亲他们家庭从小就是教育的是，不把艰苦当成什么问题，他们是，你想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出身，但是我母亲他们属于知识分子，属于比较中上层的，跟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很不一样，他们就特别强调要，人要通过个人的奋斗，要奋斗，不能怕艰辛，贪图享受根本是人看不起的。所以我姥姥从我母亲小的时候，我舅舅小的时候，野营、野外生活、艰苦都是当成乐趣的东西。所以我母亲对来中国以后物质的匮乏，根本没在乎过，就像她在野营一样。这里边有一个根本的东西，一般老百姓恐怕达不到这个，因为他有恐惧感。我母亲没有，她发现真正的幸福不在你物质的占有量，是在你的人际关系上。所以她到陕北以后，她说她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就在陕北。

　　方达：我们了解到，当时是陕北定远的三边牧场。那么在那个时代在中国的外国人并不是很多见，特别是在一个偏远的牧场。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们怎么能够把两种不一样的东西混合在一块，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令它持久的发酵。你觉得这个难不难？

　　黄文：我有一种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这俩人特简单，或者叫特别单纯，做的事情很了不起，但是他人很单纯。他相信一件东西，完了之后他会为他相信这个东西做出所有的努力，他们想的是他到一个国家来，希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事情，他只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就非常高兴。刚才他也说，最快乐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陕北这段时间。其实在我们看起来，其实从物质角度去分析的话，那可能是生活当中最苦的一段时间，没吃没穿，因为物质方面可能非常非常贫瘠。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当中首先他选择了革命，选择相信共产党。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她就想，那我选择了这个信仰了以后，我能做什么事情来帮助这些人，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能让他们活得更好。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他就可以一步一步坚持下来。最了不起的应该是这样一份坚持。

　　阳和平：我妈过去是一个，算不上共产主义，她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到帝国主义，有帝国主义必然有战争，所以他们是一个出发点恐怕是出于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他们觉得在中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这是他们为什么一直坚持下来的因素。现在很多人以为咱们现在是一个太平盛世了，好像二战以后再也不会有战争了之类的。但是帝国主义它不是一个什么阴谋，不是坏人掌权，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有帝国主义。随着我父母他们就是，从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出发，就寻找出路，很多人不理解我父母，其实我觉得挺容易理解的。你想想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有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城市，像上海、重庆、北京，经过很多艰难辛苦，到了延安去，他们觉得什么东西，也不是为物质上的东西。如果光从物质上来享受，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白毛女是不是应该嫁给黄世仁呢？即便是那么贫穷，人还不愿意当牛做马，人要追求的是一个反对压迫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父母到中国延安的时候，他们在物质上的条件是非常差，但是他不是一个受压迫的关系。他们在的地方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大家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世界，他们为这个而奋斗的。

　　方达：应该说非常远大的理想，希望能够人人平等，享有和平理想的社会状态，可是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延安之后，却养牛了，这个反差很大。

　　阳和平：好多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投奔延安的青年基本上都当官了，我父母没当官，好象有点划不来是不是？问题是这么的，就说他们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东西，他不追求当人上人，他也不愿意要人下人，大家有什么我有什么。所以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结合到一块。所以他该干什么，他们就积极地要求厂领导，要改变牛群，要改变设备、机器，我妈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这里边，她干她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是人民需要的东西，真是幸福死了。

　　方达：养牛刚开始是分配的，还是自己主动请缨说，“我要去养牛。”

　　阳和平：我父亲原来就是养牛的。

　　方达：是，学的是畜牧。

　　阳和平：他说过一句话，你脚上粘上牛粪以后，一辈子洗不下去的。那就是他也喜欢了，恩格斯说过，劳动成为人生生活的第一需要，在他们身上就体现这一点，他就说这个劳动，你干你喜欢的，那就是人生的第一需要。

　　方达：在三边牧场阳早和寒春两位留下的相关的技术，宝贵的遗产，至今他们还在受用着，他们当时用他们的青春在那片牧场都做了什么呢？

　　阳和平：陕北有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正在摸索怎么把他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和中国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这里边他们也经过好多挫折。你比如说我妈来的时候发现那儿有风特别大，当时她需要给牛、羊给它们饮水。她就想做一个风车，用风车来提水，多好，她就设计了风车，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最后挺好的，直到春天的时候，一场大风把风车吹爆了，她设计上有问题，没有个闸，没有一个减速的，结果就爆了。我爸爸呢，也是挺好心的，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两轮马车，都是四轮马车，四轮你可以装好多好多东西，两轮太落后了。所以他也是动员农场的领导，花了好大功夫，最后做了一个四轮马车，但是没用，因为陕北都是羊肠小道，都是拿毛驴推的，所以那四轮马车做好了没有价值，所以最后还得锯成两轮马车。就说这里边他们刚开始先要了解，先要当学生，才能当先生。所以在早期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有先进技术，比如说对牛群的改良，搞一些设计技术上的东西，他们都搞了，但是这里边刚开始还是比较摸索阶段，怎么去把你所知道的知识，和中国的现实能结合在一块，必须从实际出发。所以他们做的最多的恐怕，我所知道的，多的还在西安，西安他们设计牛场，设计机器，尤其是铡草机，早期铡草特别费劲，刚开始从苏联来的铡草机，那个设计上有问题，经常出毛病，他们修理好多次以后，我妈说这个设计有问题，于是就改进设计，改进设计以后那个铡草机效率提高一倍。所以他们那个农场就开始自己生产铡草机，全国各地都卖。但是老是通不过批准，因为它不是设计院设计的。

　　黄文：没走手续。

　　阳和平：没走手续，不允许在全国到处卖。但是好多人知道有这个铡草机，他们都喜欢买这个。还有他设计牛场，牛场的布局，怎么布局比较合理，又省材料，效率又高。所以他们一直钻研这东西。

　　方达：后来父母没有回忆说，当时在沟通的过程里头，这方面的困扰对他们来说大吗？

　　阳和平：斗争是经常的。怎么说呢？也不一定是全局利益，他往往考虑的是自己局部利益，自己当官的利益。我父母干事他老想着怎么能把生产提高，我爸爸形容我妈，她是个坦克，她看准了该怎么干，就跑到官里边座上，你不给我干，我就不走。

　　方达：就是把困难都给碾压过去。

　　阳和平：就是碾压过去，凡是你有的，我都给它搞到。你比如说她那时候要搞制冷机，你得找个冷冻机，那时候冷冻机不好搞，知道上海有，就跑到上海去。有人不愿意给她就坐在办公室就不走。

　　方达：黄文博士能想象，风风火火的那样的一种作风，很泼辣的作风。

　　黄文：这个太可以想象了，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不过就是说，我们听到是发生在这对夫妻身上了之后，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阳教授在讲这些的时候，其实也津津乐道，我们听了也是津津有味的。因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个性的人的话，不可能有这份坚持，不可能做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它在一个历史大的背景之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对夫妇，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有一些个人的原因在里面。他不是偶然的，首先历史大的环境允许他这样。另外一点他们自己有自己特殊的个性，特殊的坚持，特殊的信仰，然后又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把很多很多，在我们外人看起来，可能非常复杂的，可能需要走繁文缛节，可能有很多冗长的批文，才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份你不给我我就不走的这样一份坚持当中解决了。

　　方达：那么后来，到了北京了，这个时候您应该说是开始粉墨登场了。那在您的童年印象里头，您觉得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阳和平：让我形容我父母比较难，因为就像让鱼形容水似的。我是在离开之后，你问我的时候，我到美国去以后，想没想我父母为什么会离开中国，这也是我经过多年的，自己也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以后，也自己选择回到中国来，当然原因和他们的不一样，但是经过多年在美国生活，对照我在中国的生活，才慢慢地理解他们为什么在中国留下来。很多人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到中国来，好奇心能解决一大部分。但是留下来把它说清楚了不容易，很多人不理解。我在中美两国都生活长时间以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慢慢理解他们为什么留下来，他们留下来是因为在某种时代他们有一个大环境，他不需要给自己的生存而奔波，他可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我的印象里边，小的时候他们俩之间说不完的话，他们都是关心的，要么是农场的事，要么是报纸上看到的东西，要不然听新闻上的，他们特别关心新闻，我爸爸每天晚上要听广播，美国的广播、BBC的广播，都要听，他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事。那时候我还不愿意学英文，所以他们讲英文讲什么不知道。

　　方达：那除了讲英文听不大明白之外，对你们的教育，这些子女的教育，你是老大嘛，肯定从你身上开始实验，他们的教育你觉得后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跟别的父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你觉得他们有哪些地方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阳和平：我父亲更关注阶级立场上，就是你站在富人那边还是老百姓那边。

　　方达：打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吗？

　　阳和平：对，特别强烈的。你比如说因为家里有保姆，你对保姆的态度他特别追究，你不要以为人家是你的佣人，人是平等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方达：有一次有什么事犯了小错误？

　　阳和平：最严重的一次，好像我不喜欢大妈做的面疙瘩还是什么，里边好像放着白菜，不喜欢吃，就发牢骚了，我爸特别生气，说拿着粮票你到食堂打饭去吃，你别在家吃。我特别狼狈。

　　方达：就赶出家门了？是吓唬你一句呢还是真的把你？

　　阳和平：真的，好几天，自己特别狼狈，自己就得到食堂打饭去。到食堂里去，一看你怎么到食堂打饭？我说什么呀？家里边都吃饭的时候我不能在家里吃。

　　方达：特别怀念那面疙瘩吧。

　　黄文：严格，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就是在自己的原则的范围里边，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各种各样的点上面，大事小事上做这种教育。我们当时也看了好多网上的资料，不一定和您的生活是一样的，但是我能够感觉的到，其实这对夫妇在对他们自己子女的教育当中，实际上是很严格的，而且非常讲原则。包括让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到农村去，去接受那种体力上的锻炼，不锻炼，不到农村去，不下过乡的孩子是没出息的孩子，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这样的理念。这个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他们给孩子最先的东西就是价值观的建立，而这种价值观的建立而是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慢慢建立起来的，尊重劳动、尊重人，平等的观念。那种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坚韧等等。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他们是兄弟姐妹三个人，不可能有那一份对于土地，对于自然，对于艰苦生活的泰然处之。

　　方达：后来阳教授和他的弟弟妹妹先后回到了美国，那么在美国，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两种文化对比，可能您的思考更加深了。在美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了解你们情况的人，试图去了解？你们当时是怎么怎么想的，从他们的视角想去了解你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阳和平：人家好奇的是父母在中国干什么，我一说我父母在中国，我在中国生长的，他们头一句话就是，那你父母是传教士吧。

　　方达：以为是赛珍珠的父亲这样的人是吧？

　　阳和平：对。西方人里边有很多人，他不是追求物质上的东西，是很普遍的。所以说有些人离开美国到其他国家去生活，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方达：刚才说了，您和您的父母来中国的那种出发点，或者是一些很深层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您觉得这两种不一样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阳和平：我父母为什么到中国来，我为什么又回来？

　　方达：对。

　　阳和平：那没法比，因为他到中国来就是想，首先是观察观察中国革命是什么样子的，看了《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特别好奇，特别崇拜，崇拜得五体投地。所以他是那个原因。那么我是到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以后，也发现什么呢？物质上的东西其实是次要的，在美国有了房子，有了车了，并不见得有幸福，什么是幸福？幸福其实是人际关系，它不是一种物质上的东西。当然，你穿不暖，吃不饱，你要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暖和的，当然也是非常有幸福感的，但是这个东西是相对的东西，即便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白毛女她也不要嫁给黄世仁，她比较受压迫。所以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动物吃饱了特别幸福，人性要求的不光是物质上的东西。所以我到美国本来想在美国是会同化，但是发现在美国很难同化，这个里边文化上还是非常深。在中国有时我们中学同学，有过去工厂的同志，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中国，在北京。有很多我所关心的，我所要研究的东西，中国有的是人，你想在美国的话，这么多年，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孤独的，因为在文化上有浅层次的隔离，也有深层次的隔离。你说浅层次的，人家对于崇尚都是看米老鼠长的，所以他们看的什么，谈起话来讲讲里面的人物，他们就哈哈一笑，我都不懂他们笑什么。

　　方达：您就变成局外人了。

　　阳和平：对，变成局外人。我觉得孙悟空特别有意思。所以这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我就发现，在中国是非非常分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明确的改变。但是在美国很多是非就很难，你比如说种族主义非常强，那么对待种族主义怎么办，到底是把黑人孩子从一个区送到另外一个区上学，还是把黑人的孩子的学校办好，对待种族歧视，好多里边我就发现，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所以对美国社会该怎么改，我觉得非常缺乏一个发自内心的方向盘，特别缺乏这个。在中国的事立场非常明确，没有怀疑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差别，就觉得好像在美国社会特别难以融入。我另一个方面也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特别感兴趣。不管什么发达的国家的社会里边，工人阶级怎么掌权，它确实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东西。研究毛泽东时代弄清楚了，这是有时代意义的，研究这个了在美国很少人懂、了解或者关心，中国这样的人特别多。所以我回到中国来，一个是文化上还觉得在中国还是比较适合我的特征。再一个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在中国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方达：能找到知音。

　　阳和平：回到北京来不是因为北京的空气好。

　　黄文：说来说去是一个语境的东西，就像我们说，在中国你谈论的是孙悟空，在美国可能谈论的是米老鼠，但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也在讨论米老鼠唐老鸭，对孙悟空那个东西太小儿科。这个实际上在这种文化交往的过程当中，只有你在一种，对两个社会都有非常深刻的体验，亲身经验了以后，你才会有这样的思考。有些时候要面对这种思考是挺疼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阳教授做这种选择是属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方达：我们再说说阳教授您的孩子，三代，从您的父亲到中国，您在中国到21岁，最后又回到中国，那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他们对爷爷奶奶曾经生活过的，工作过的这片土地感情又如何？

　　阳和平：比较复杂。因为整个一个，不光我母亲，我舅舅，我外祖母，整个一个系统，很多现状的叛逆者。所以对于我的女儿他们也是有很深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想理解我父母，理解中国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是美国长大的孩子，所以他们有时候也比较困惑的。因为中国生活的现实跟美国差距很大，尤其大女儿，她是个美国孩子，她的感情，她的文化整个还是美国的，所以对中国她非常敬佩，但是她还是有距离。这里边我看最主要还是因为我父母，还有我舅舅，他们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所以战争教育人特别厉害，特别深刻。后一代是在和平环境长大的，他们所遇到的东西，相对战争来讲还是非常小的东西，但是他们现在比较关注的还是小范围上的东西，不是像整个世界上的将来怎么办那样子的，理想上的东西离他们还是比较遥远的，还是有距离的。

　　方达：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说是您父母和您子女之间的桥梁，试图让桥两头的人互相理解对方。

　　阳和平：对，我对我父母的理解是经过多年在美国生活以后，才形成的。

　　方达：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青春对话。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望那段曾经的历史，回望他们两个人走过来的风风雨雨，有什么样的话，你觉得可以和现在的年轻人共勉。

　　黄文：其实回望他们的时候，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年轻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来的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变革时代，他们来到中国了。那我觉得一个伟大的时代它会造就伟大的经历，即使他们是在做平常的事情，因为他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才出现的这样一个人生的结果。而这种人生的结果，回馈给那个时代，就变成那个时代的传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我们除了回望这一段经历，表示敬佩、赞许或者是好奇的这种同时，其实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样的传奇。我觉得从阳早和寒春身上读到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相信，就是坚定地相信一件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份相信当中做到一份坚持。

　　方达：今天的《新闻天天谈》特别节目，2011关于共产主义的青春对话，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阳和平先生，也感谢和阳教授青春对话的新华社黄文博士。非常感谢二位。

　　阳和平：听众朋友再见。

　　黄文：再见。

　　方达：我们明天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