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伴随着马兰歌声，欢迎您走进今天的2011关于共产主义的青春对话，您好，我是杨洪。可能收音机前的您不知道邓小岚是谁，可早就知道了邓拓和丁一岚。可能您不知道马兰村在什么地方，可早就知道太行山和马南村，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地点，原本在人们的脑海里都是零零散散的碎片，并不知道，他和他们有着怎样的联系，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探求他。可是有一天，他和他们被一条鲜艳亮丽的红色线条串联起来，却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一幅既是五味杂陈又是五彩斑斓的鲜活画卷。这幅画卷不仅感染了我们的思绪，更触及了我们的灵魂，也再一次让我们感悟了人生。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其中一位嘉宾就是给山里娃带来音乐，让马兰村也有春天的邓小岚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邓小岚：你好。

　　杨洪：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人民日报》的编辑李志勇。欢迎您。

　　李志勇：听众朋友好，邓老师好，主持人好。

　　杨洪：那我们知道邓老师是在9月十几号刚刚从马兰村回来，在9月的二十几号，我们北京电台的很多主持人也去了一趟马兰村，去了之后才发现，路途真的是很颠簸，大概要走四百多公里，而且差不多要走七八百个小时，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大家的这一趟马兰之行才了解了您这些年的辛苦，据说您每个月都要去一次，是吗？

　　邓小岚：对。

　　杨洪：那这一年下来大概要跑多少次马兰村呢？

　　邓小岚：十好几次吧。今年因为马兰小学暑假期间的活动比较多，所以这三个月里头，从6月份到9月份去的更多了。

　　杨洪：每趟大概您得消耗多长时间，去的时候七八个小时，然后在那儿住一天，然后再回来是这样一个行程吗？

　　邓小岚：一般住两三天。

　　杨洪：都是您自己去？

　　邓小岚：我自己去完成我的任务。

　　杨洪：坐公交车吗？

　　邓小岚：坐公交车。

　　杨洪：我估计您接受过很多访谈，大家都会问您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您这样坚持做这件事情呢？

　　邓小岚：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晋察冀边区的大区党报就叫《晋察冀日报》，我的父母都是做这个报纸的，所以他们十年当中都是在做。《晋察冀日报》主要就是在河北太行山区这一带活动。他们在这里头办报的过程很艰辛的，而且他们的很多战友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为革命献出自己的青春，我的父母也是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在这一片土地上工作、战斗的。他们1943年反扫荡的时候，敌人为了要歼灭《晋察冀日报》，所以把马兰村那儿的村民给抓住拷问，最后杀害了19个村民，但是没有一个人出卖报社的同志们。

　　杨洪：马兰惨案。

　　邓小岚：保护了这张报纸，所以这张报纸能够胜利地完成党的这些宣传任务什么的，报社的同志和边区的老百姓大家是齐心协力，鲜血是流在一起的。所以《晋察冀日报》的老人对马兰村的乡亲们怀有更深的感情。我也就是在1943年这次反扫荡结束以后出生在马兰村附近的。所以我退休以后总想去看看那儿的乡亲们，怎么生活的，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去了以后我看见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能帮着做的我就帮着做一做。

　　杨洪：您把自己三分之二的退休金全都用来帮助马兰村。家里人支持吗？

　　邓小岚：支持。他们又不是靠我的工资在生活，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也就帮着做。

　　杨洪：确实给这个马兰村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马兰村的孩子们对于音乐方面的熏陶，都是您给他们带来的。李志勇，之前有没有听说过邓小岚老师的故事？

　　李志勇：我还真听说过。当时不就是听你们新闻台，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就听见这么一件事迹。我当时一下耳朵竖起来了。邓老师这个人首先对我有接近性，搞新闻的知道这个，邓老师的令尊是我们的老社长，老社长的女儿在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也很动人，我也是出身一个非常，可以说非常贫穷的村子里，经过过教育资源很匮乏的时代，尤其是音乐，上音乐课在农村基本上就没有，哪有这个，我们小时候唱什么？乱唱，什么情歌都给孩子们教。有一回我回去还唱妹妹坐船头，一帮幼儿园的孩子在那儿唱，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一方面跟我离得很近，另外一方面给农村孩子做教育，现在锦上添花的事多，雪中送炭的事少，这样做不容易，尤其是做了八九年。老人家有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别说去给孩子教音乐、上课，你就天天坚持，我今天锻炼身体，我从这儿走到五公里，你坚持八年你试试看，那就了不得，不容易。

　　杨洪：坚持做事情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且邓老师今年已经68岁了，这样往还马兰村，其实让我们年轻人真的都非常的佩服这件事情，刚才邓老师也谈到了，其实您是在43年反扫荡的过程当中出生在马兰村的。您的父亲和母亲是不是经常给您讲起这段历史呢？

　　邓小岚：我妈妈给我讲过我出生的这些故事。

　　杨洪：在1943年反扫荡的过程当中，您的母亲怀孕八个月，还有一次是躲避敌人的追捕，那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邓小岚：对对。正好那年反扫荡的时候报社接到任务就离开马兰。后来在路途当中又接到任务要出一个重要的社论，他们机器什么的都禁闭在马兰了，所以他们又折回去到马兰连夜的报纸全体工作人员，该排版的，该写文章的，架机器的干了一通宵，就在通讯员不停地报来敌人逼近马兰村的通告，他们还在坚持，最后出了八百张报纸都欢呼了，马上带上所有的机器就撤离了。到了北营的时候，旁边一个县的村子里，就跟敌人遭遇了。结果在冲突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是报纸嘛，又不是战斗部队，所以尽量都尽快地撤离。结果我妈妈山都爬不上去了，我父亲来招呼她的时候，她都说你赶快去指挥队伍，你别管我，我爸爸鼓励她你一定要坚持，所以我妈妈也是努力地跟着队伍，她的那些同志有在前头拉她的，有在后头推她的，反正脱离了这次危险了。然后他们又到了很高的一个山上，后来我跟我妹妹也去过那里，很高的一个山上，那一个小村子才两户人家，就在那个地方又坚持了一阵。然后再等一个月以后报社的队伍到无人区去，那个时候我妈妈就不能跟着队伍跑了，就给她禁闭在一个山洞里头，一个人在那里，卫生员帮她料理好以后，就给她留下一些干粮，白天的时候就躲在山洞里头不敢乱出去的，晚上出去底下的泉水喝点，它洞里边也有滴水。我妈妈那时候都说，我都怕我变成白毛女了。反正很艰难的。白天的时候自己拿这两个手榴弹防备万一，有紧急情况什么的。反扫荡结束以后卫生员去接她，然后在回报社的路途当中，就走不了了。卫生员说马上就临产了，离马兰还有相当距离的地方，就在那个山里头，因为反扫荡的时候把村子里的房子都烧光了，就在山坡的一个没有门窗的破屋子里头，搭上个床单就当门帘，我就出生了。我妈妈说清早，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12月底，多冷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想那些细节，你做了母亲以后更觉得真不容易。12月底在那个深山里头，烧的那些柴，因为也想取暖，因为都是雪地里头，没有干柴，烧的全都是烟熏得小孩子就哭。我哭他们以为是呛得慌，就把我抱到外面去。一会儿大夫来了一看，都把小孩要冻死了，赶快又抱回来，非常难。然后部队就赶快抬着担架把我妈妈抬回报社的部队去了。好像也就是满月了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反正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给我找了干娘，有在离马兰很近的马棚村，去马兰的路上要过那个马棚村。就在那个村子里我叫她干娘干爹，这一家子人。

　　李志勇：现在还在那个村子里吗？

　　邓小岚：他们解放初期就到太原去了，后来我到太原去看过他们。

　　杨洪：后来就是他们把您养大的？

　　邓小岚：对。我就是喝这个干娘的奶水长大的。

　　杨洪：听说他们后来还去您的家里找过您是吗？就是到最近这些年的时候？

　　邓小岚：解放以后他们也到北京去看过我。使我最感动的是文革开始以后，干爹他们总是惦记着我们一家人，就让我的哥哥正好借着出差的机会到北京去的时候，他就让我哥哥一定要找到我们。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们已经离开我们住了九年的地方，他们原来知道那个地方。已经离开那里了，那种时候真是一般人都是躲避的，就怕来不及养大。但是哥哥硬又找到我们，在广播电台职工大院的一个小屋子里头，找到了我们，听说我父亲去世了，他们都很难过。因为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干爹还写来信，跟我爸爸说，想让他再到马兰来躲一躲吧，后来我们告诉他们，爸爸已经去世了，他们也很难过。所以我就说，老去的这些人，他看到你在生死关头的表现，你对党的感情，对老百姓的感情，他知道这个人是个好人，所以他们不管什么样的政治风浪里头，都相信这个人，要保护这个人。

　　杨洪：那种情况下，不畏千难险阻，也是舍了小家保了大家，包括生您的这个过程。这样的一种精神，现在也在影响着我们当代的年轻人。

　　李志勇：没法跟前辈相比。咱们在和平年代，咱们生孩子得多珍重的一个事，两年前就得配偶别抽烟了，别喝酒了，闻闻烟味都不行，那个年代是血与火之间的硝烟，也不是现在闻的香烟。那个时候面临的是死亡的考验，我刚才听邓老师讲，一个女性在一个牧羊人抛弃的一个山洞里边，一个人渴了喝喝泉水，饿了随便吃点干粮，那就是能活下来，能生存下来，这就是不容易，完了以后又是点湿柴火，点湿柴火全都是烟，只要不干那个柴火它氧化不充分，那里边待不住人的，邓老师一讲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如果跟老一辈比艰苦，人家真是把脑袋放在腰带上，可以说冒着生命危险，在那个情况下还在做工作，第一想的不是，我的孩子怎么能安全的生下来，我们怎么能逃脱，我先想着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得出报纸，多少份报纸，我还想着超额地完成任务，让我七百份我尽量出八百份。你现在来讲，一个是我们的情况没那么急迫了，环境也好多了，没有那么拼命的感觉了，这是事实，这个得承认，得向前辈学习，得向他们致敬。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新时代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奉献的事情呢，那也不缺少，只不过是由于它平和了，它在户口瀑布的时候，你看那个河水飞流直下，波澜壮阔，到了下游的时候就比较平淡了，但是水的精神还存在着。我们说，在地震的时候，你看多少记者冒着余震。包括原来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时候，台湾地震，我们两个驻台湾的记者，房子都摇了，你就看着房子都是裂缝了，这个宾馆里所有的住的人都往外跑，这两个记者是往里跑，他不知道这房子塌了，没命了吗？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着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发出去，我的笔记本还在房间呢，进去赶紧就写，就拍。我看的照片、视频，人民网上看到的，“你看这裂缝”，还指呢，两个人还在指，很危险了。我还记得98年抗洪的时候，一个记者扛着摄像机就没回来，找着摄像机了没找着人。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风险，但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少了一点。不管少还是多，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值得学习，就是职责意识。

　　杨洪：李志勇刚才谈到了职责，其实在如今的新闻行业我们很多同事也是把服务奉献升华为追求超越，虽然平时看起来不太善言辞，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蕴含着对事业，对工作的忠诚与热爱，而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也赢得了无数人的感动。其实在1943年秋冬三个月的大扫荡之后，在邓拓领导下的晋察冀日报社的职工们，同时也是非常高度的革命热情，以他们的职责，在战争环境当中短短几个月高质量地印刷地毛泽东选集，每次提到这段历史，人们也往往会感慨，真的是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当时物资奇缺，而且印刷设备非常陈旧。那邓老师这中间有着怎样的细节呢？来给我们讲一讲。

　　邓小岚：因为我父亲平时对主席的文章都很注意收集整理，所有《晋察冀日报》发表过的，或者他见到的，他都保存下来，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他们很容易就整理出来发表过来的和能发表的文章，但是这个印刷过程是很艰难的。因为那时候却是纸张油墨都是很匮乏的，他们又希望把这个毛选质量各方面出得很好，就把最好的纸印毛选。我听老人说，那时候油墨也是，我们后来最近整理报纸的通讯文章什么，因为战争环境，纸也不好，油墨也不好，所以那个字都很不清楚。但是他们想把毛选印得好。他们当时得找一种德国进口的油墨，但是又没有。后来职工们就动脑筋想办法，后来我也忘了具体的他们怎么做的，用鸡蛋清，又是弄得什么果木灰，然后自己调配了一种油墨，来印这个书。连烫金都是，他们从来没有烫金过，但是有的工人在别的地方做过，所以就想方设法地创造这个条件，做烫金最好的毛选。

　　杨洪：所以现在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因为是第一次这样系统地，这是全国。

　　邓小岚：全国第一部毛选。

　　杨洪：李志勇是在报社工作，对这种印刷是非常熟悉的。

　　李志勇：我有一个感想，想了一个词，叫筚路蓝缕，我们今天印刷没有那么艰苦了，我们想印刷更好的效果，比起过去轻而易举，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从那儿开头的，我们开端的时候得多艰苦，你就想，刚才邓老师这个介绍。那时候的铅字，我们现在的铅字都没有了，都是电脑。你哪怕说你这个文章多写了二三百字，用电脑在这个屏幕上操作，很快就能把你这个处理进去，在过去你多一个字，在铅字时代你多一两个字，要重新排版，就得拿那个楔子往里钉，往里砸，算得特别精确。所以说创业的艰难，我们不能忘记。第二个正是因为艰难我们得注意一点，得珍惜，事实往往是这样。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忧患意识要有。光有技术，现在我们看，发现好多书，装帧很漂亮，发现里边都是错别字。你在过去不可能，过去我们看老本书，80年代的时候，那个书你找出错误来很难，凤毛麟角。因为我从事编辑工作也养成习惯，我有时候买本书，我一看这儿我圈一个，一看圈一个，我媳妇儿说你这儿做校对呢，怎么能那么的不用心呢。敬业精神在哪儿呢。

　　杨洪：确实现在条件太优越了，反而让大家失去这种责任心，觉得好多东西得来太容易了，不像过去的时候可能做一件事情真的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最终把它做得非常完美，做得好一些，大家尽量会把这件事情去做好。那邓老师我们知道您的父亲还有一个笔名叫马南村，这个笔名其实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因为在《北京晚报》的副刊上，曾经以燕山燕化的专栏他写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文章，马南村这个笔名的由头，我们知道它也是有段故事的。

　　邓小岚：因为我父亲是福州人，我发现其实很多南方人，南京那边的人都是L跟N它区别不开的，所以他也是为了取笔名的时候离开完全用马兰村三个字太直白了，所以他就写的马南村，因为在他讲马南和马兰是一样的。我父亲在去这个笔名的时候也讲到说，马兰村是我们《晋察冀日报》曾经战斗过的小村庄，我对那里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

　　杨洪：尤其是马兰惨案，对人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邓小岚：那一段话虽然很短，但是包含的内容很多的，因为报社在马兰村辗转，过来过去在那儿累计住的时间有四年到六年之间，43年反扫荡的时候，因为敌人知道《晋察冀日报》就在马兰这一带活动，但是他们一直捉不到，所以那次惨案的时候，据说是把周围的很多村庄都烧了，但是没有把马兰村烧毁，他们就是想都聚集到这儿去住，真的后来也有很多旁边村子避难的，他们那边都烧毁了，有的就到马兰村来住了。好像是10月二十几号，就把马兰村一下子包围了，那时候就叫鬼子捂马兰，一下子捂在那儿了，青壮年抓这么三四十个人，就是逼问他们《晋察冀日报》在哪儿，他们的东西藏在哪儿了，说，不说就杀头。大家都互相鼓励着，谁也不要讲。结果敌人问不出来，就也拿枪砸人，也拿刺刀威胁，连村里头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当时还是小孩子，都还记得他们的爷爷奶奶，还有鬼子怎么威胁的，他们都还记得呢。不说就杀，村子有一个人的老爷爷就是第一个被杀害的，敌人就问他，你知道报社的东西藏哪儿？他说不知道，什么都说不知道。后来鬼子就拿着枪，说，这个你知道吧？你不说就杀了你，他说我就知道你们把我们家的房子都烧了，很勇敢的了。结果鬼子接着就把他给杀了，第一个牺牲的。后头牺牲的有的很惨的，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游击队长，他看着杀了那么多乡亲也不忍了他就说我带你们去，他就把敌人带到他自己家的菜窖去了，敌人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把他砍头，一下子没砍死，脖子上都是伤了，给推到坑里，他还挣扎着爬起来，后来敌人把他又拉上来又砍了一刀才把他打死，晚上的时候就把他们推到一个菜窖里头，二十多个人，一个菜窖能有多大，就像塞萝卜一样的塞满了，敌人就把烧的炭火，剩的就往他们那里头扔。

　　杨洪：最后死了19个村民。

　　邓小岚：对。

　　杨洪：现在在马兰村还有一个碑？

　　邓小岚：这是《晋察冀日报》的老人们前些年想，这个马兰惨案没有一个纪念物，但是这个事情应该让世世代代的子孙后代都能够记住这个。所以就集资在马兰建了一个马兰惨案遇难同胞的纪念碑。当时因为老人们都年龄大了，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参加《晋察冀日报》研究会的工作了，所以我就负责落实这个事情，到那个村里边和乡亲们一起选址，选料，最后建成那个碑。这个过程里头，我就住在马兰村，那是我第一次比较长时间的住在马兰村。就从那以后我开始教这些小孩唱歌的。

　　杨洪：是，您跟马兰村的情感一直非常的深厚，还听说您有一枚印章是“马兰后人”，是您母亲给您的。

　　邓小岚：对。我母亲让一个朋友帮我刻的一个图章。我父亲有一个图章，就是马兰村人，但是他用的是马南村，他还有一个图章就叫阜平人，马兰不就是在阜平县嘛。

　　杨洪：可以看出这个情感都在这些字里头。那您母亲给您那个“马兰后人”图章的时候，她对您说什么吗？

　　邓小岚：没有，但是她给我这枚图章，所有的心意都不用她再说了，我都知道的。

　　杨洪：其实这就是一代又一代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心目当中大写的仁字。如今我们再谈到这段历史，这种残酷的战斗当中，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与追求，也依然感动着今天的我们，那我们今天如何来继续书写仁字呢？

　　李志勇：听了邓老师这样的介绍，这个村子，这个马兰村光从字面上看，好像充满诗意，马兰花，诗情画意、乡村牧歌的这么一个印象，马上在我的心目当中就变化了，它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这个符号就是一种国史复活，当年的惨案比较发生了，但是我们得把它记录下来，以警后人，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有民族记忆，我们就无法确认自己前进的方向，在这里边体现出来的这种与禽兽一样的这种人类进行抗争的精神，刚才也讲了队长把敌人带到自己的地窖旁边壮烈牺牲，像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天天每天早晨起来先想一下马兰惨案再去工作，这是不正常的。但是起码在我们心灵的一部分，我们得给他保留一个空间，我们把它放在心地，就好像家族遗传下来的宝贝，我们平时是放在箱子底的，过年的时候拿出来大家共同的祭拜，共同怎么样。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也可能有些人把好东西都扔了，比如说家里连遗产都没了，应该借鉴好的做法，你比如说美国，人家珍珠港被日本人轰炸，在二战的时候，人家在原址上就建了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的形状就是一个军舰被炸沉的形状。你是一个90后的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二战，但是你只要进入那个场景，他们那个声光电一开动，庄严肃穆，你仿佛能听到几十年前水兵在水棺材里头，因为炸沉之后，军舰就变成水棺材了，出不来，那个手在那儿找着，扒着出不来，那种感觉一下子就全有了。包括我们看他这二战老兵的纪念，他们的形式很新颖，让老百姓很能接受，这样的，孩子马上就知道，我们当年是这样，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媒体工作者，我们的文化遗存保留工作者，应该保护好这种古籍，保护好革命胜地，以庄严肃穆的精神去做这种保存的工作。这样的话，将来让我们孩子定期去接受教育，他心中有这个形。这样的话我们的记忆就会延续。

　　杨洪：是，包括这个形式上，怎么样让大家从心底里产生共鸣，我觉得您刚才谈到的这个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包括像邓小岚老师近年所做的这些工作也是在延续着这样一种精神，让大家有所感触。现在马兰村的很多小孩他们都来过北京，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他们在音乐方面成长是非常快的，据说现在能演奏很多世界名曲，这是个什么样的您教授他们的过程呢？

　　邓小岚：刚开始03年的时候跟一个老阿姨，因为马兰村不仅有马兰惨案遇难同胞的一个纪念碑，43年那次还有7位报社的同志牺牲在战斗中，现在在马兰村也有他们的墓地，我跟一个老阿姨到那儿扫墓的时候，正好他们少先队员清明也都去扫墓，扫墓结束以后我就让他写孩子，我说跟奶奶们一起唱个歌吧，而且点什么歌他们都不会，而且我得点的是小孩子应该比较会唱的歌，小学生。后来最后说唱个国歌吧，他们大多数也都不会唱，只有那么两三个小孩能跟着你哼哼一下，还音也不准。

　　杨洪：就是您去马兰村的时候它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是吗？

　　邓小岚：对，他们也没有音乐老师，所以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我当时心里就觉得，有点挺悲凉似的，那么好的村子，那么好的孩子，一点歌都不会唱，太悲哀了。后来的时候，正好那次我去马兰建纪念碑的时候，我住那儿了，差不多快一周的时间，我没事的时候就到他们小学去，他们老师也都很喜欢音乐，但是也不会唱歌，他喜欢听，所以我去了就跟小孩说，要不然邓老师给你们唱个歌吧，不像咱们城里上课很规矩，你要是想加个什么东西，还得批准，到那儿老师说你教他们吧，我就教他们唱歌。所以教几次小孩子会学歌。而且教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农村的孩子，音乐美术其实在幼儿的心里头天生的有这种敏感，他很喜欢这个东西，你教他唱歌，很快就能接受，很高兴。我就发现有的小孩乐感挺好的。

　　杨洪：是，我们今天也带来了一段，来听一听。

　　杨洪：那伴随着马兰歌声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今天讲述了那段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重温记录历史的动人瞬间，尽管那些金戈铁马的记忆已经略显斑驳，然而父辈们的英名却在历史渐行渐远的背景当中愈加清晰。通过我们今天的对话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父辈的事迹，同时也看到了今天的传承。我们会讲这些永远铭记在心中，化作我们今后前进的动力。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