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广州越秀法院对9件危险驾驶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其中池某因酒后驾车送生病女儿去医院就诊，且有病历佐证，被判犯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颇受关注。

　　“醉驾送女就诊”，就可获免刑，这是否公平，值得商榷。虽然从情理上说，法院这种判处很人性化、很温情，池某的醉驾行为也没有造成人员、财产伤害，因而对其网开一面。但就池某的醉驾行为本身而言，能否免刑尚存在着争论的余地。首先，池某明知自己醉酒，还驾车外出，相信其本人应该充分预料到了醉驾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愿意用“刑事处罚”来换取“送女儿去医院”。对这种主观上的明知故犯免予刑罚，有悖法律本义；其次，即便从人情伦理角度来说，也应考虑到其女儿的病重程度。倘只是一般的感冒类小病，则完全不用冒着醉驾的风险，那么其醉驾行为理当受到严惩。而倘若其病情相当严重，必须立即就诊，不容耽误，那么在量刑时从轻处罚则情有可原。然而，在此案例中，并没有就此特别说明，因而，量刑的理由显得并不充分；再次，因为送女就诊，醉驾就可以免刑，对其他醉驾入刑者、对行人而言，有失公平。同样是醉驾行为，同样对行人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不宜因为醉驾者的行为初衷不同而区别对待。

　　醉驾入刑之所以威力大，就在于其法规条文简洁明了，一视同仁，没有留下尾巴，堵死了被权力扭曲的通道。如今，醉驾免刑的口子一旦被打开，其作为“判例”所带来的示范性影响不可小视。考虑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醉驾免刑还应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