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校车惨祸发生后，校车安全成了时下的热门话题。因此，“警方动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深圳边检站承认并叫停”（《南方日报》11月30日）免不了格外受关注。在安全得不到保证情况下，公职人员如此做法可以理解。问题在于，权力部门若以此思路确保子女的安全，那么普通家庭子女的安全能指望谁？一如机关食堂食品只有放弃特供才可能确保百姓餐桌安全一样，让公职人员子女同乘校车，他们才会有切肤之痛，进而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学生安全。

　　公车私用是以权谋私行为，以身份争特权同样属于此类行为。比如惠州惠城区一交通肇事者就试图以人大代表身份逃避责任，好在媒体曝光了他的劣行。从“惠州‘最牛’人大代表承认酒后逆行撞车，愿担责”（《广州日报》11月30日）的情况来看，舆论监督对治理公权滥用，确属一剂良方。

　　监督是一方面，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更为重要。“深圳拟对诬陷救助人行为予以惩罚”（《南方日报》11月30日），就具有积极的意义。除了惩恶之外，还需扬善。对于“东莞女子候车遭抢，路过保安生死时速追匪5公里”（《新快报 》11月30日）这样的善举，有关部门应予以重奖。

　　从媒体报道来看，警方近期打击黑恶势力的力度有不断加大的迹象。“佛山川籍黑帮二当家摆满月酒，警方突袭擒获888成员”（《新快报 》11月30日），以及“涉黑团伙垄断广州新港码头生意，14名成员被宣判”（《羊城晚报 》11月30日）等新闻，都可以说明问题。黑帮落网自然大快人心，但从“惠州六匪劫金铺，蒙面长刀铁锤上演全武行”（《广州日报》11月30日）一事来看，警方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暴力不仅只在街头上演，李阳家暴事件曝光后，家暴问题又受到舆论的关注。对于弱势的女方来说，“夫妻事前签家暴协议书，广州遭家暴女子离婚获赔40万”（《信息时报》11月30日）一案，或许有一定借鉴意义。有心理医生曾分析，由于时下工作生活压力巨大，李阳这类高学历者有家暴行为很正常。而从“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患病率高达21.19%，全国最高”（《羊城晚报 》11月30日）的数据来看，需要缓解压力的人实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