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贴的强制要求，阻碍了相关管理方式和技术手段的升级，有懒政嫌疑。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背景下，车标的规定显然需要重新审视。

　　这两天《成都商报》关于车标难题的报道，在广大读者尤其是车主中引发了普遍共鸣。网络投票中，赞成取消纸质年检保险标志的网友占了九成，可谓一边倒的民意。四川省政协委员杨文星也建议电子化管理，让“粘贴”不再成为强制要求。

　　在挡风玻璃上是否粘贴相关标志，本来不是一个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同时，第九十五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粘贴当然属于放置的一种，但是放置并不一定要粘贴。只不过，在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各地的“实施办法”中，“放置”被精确和具体化为“粘贴”。既然“粘贴”属于“放置”方式的一种，下位法看上去并没有与上位法冲突。但车标难题由此而生。

　　的确，“粘贴”属于“放置”方式的一种，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是“粘贴”这一种，而没有其他的“放置”方式？其实，从“放置”到“粘贴”的用词转换，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管制思维。比撕掉车标更难的，是撕掉这种管制思维。

　　管制思维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切为了管理的方便。管理的方便，意味着管理者成本的最小化。至于这种管理成本的最小化，是否给被管理者带来更大的不方便，则不怎么考虑。车标难题，体现的正是管理者和车主之间的成本冲突。

　　按照有关部门解释，要求车主在车窗上粘贴相关标志，主要是为了方便识别。这样，交警就不用拦下每辆车去检查，等于节约了交警执法成本，提高了效率。但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为什么不能电子化查验呢？回答是执勤过程中实际操作难度较大，也就是说成本高。管理者不愿意承担的成本，当然就转嫁到车主身上，甚至成本更高。撕掉车标难，难就是一种成本，一是处理起来麻烦，二是影响车辆美观，三是挡住了视线，影响行车安全。另外还有一种隐形成本，即“粘贴”的强制要求本身意味着将所有车主视为逃票嫌疑人，这是一种人格和尊严的损失。所有这些成本都由车主承担。还需要指出，保障行车安全，是管理者应有的公共安全职责。由于车标影响视线，粘贴要求显然违背这一职责。但管制思维之下，方便竟然成了更高标准。

　　从实践上来看，粘贴标志更像一种形式主义，车水马龙中交警不可能检查每辆车是否购买保险和年检。事实上，包括年审在内的车辆管理制度，已经提供了严密的管理手段，相关违法成本足具震慑力。在某种程度上，粘贴的强制要求，阻碍了相关管理方式和技术手段的升级，有懒政嫌疑。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背景下，车标的规定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再难也要撕掉车标背后的管制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