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达：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特别节目，2011关于共产主义的青春对话。我是方达。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回顾我们党9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说过，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着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可是不曾经历战争、困苦、饥饿的70后、80后、90后如何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老一辈的精神，前辈的信仰又如何代代相传。在当下，青年们不仅需要一种影响未来的勇气，更需要回望和传承。那么从今天开始，新闻广播推出大型系列访谈，2011关于共产主义的青春对话。今天我们请到了五四先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之一，马骏烈士之孙，北京市老干部局原副局长马卫平先生。马先生您好。

　　马卫平：听众朋友您好。

　　方达：那和马先生对话的青年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传媒高等教育国际联盟秘书长罗青博士。罗博士您好。

　　罗青：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方达：先问罗博士一个问题，你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浮雕，就是五四运动部分有印象吗？

　　罗青：当然，说老实话，当年这是曾经第一次要来北京，要去的地方。因为我们曾经从很小的自己的历史书，或者是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曾经读到过，一直到今天，我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一页。所以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都是要带他走到那里，绕着这个纪念碑，一页一页地去读纪念碑的文字。而今天我也会带着我的学生，在党课的时候走到那里，所以这样一辈一辈地再去看那幅话里，恐怕这里面的意义和故事会是不一样的。

　　方达：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一位热血青年在慷慨激昂的演讲，这位革命先驱者的形象，就是以马骏等爱国学生为原形塑造的，马骏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马天安，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今年七一的前一天，我到日坛公园西北角马骏烈士墓前，瞻仰马骏烈士铜像，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父亲带着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我就问小姑娘，马骏爷爷又叫马天安，你觉得这天安二字和什么有联系呢？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的？

　　小姑娘：和天安门一样，天安门也有天安。

　　方达：马骏烈士因为叛徒出卖，于1928年英勇就义，年仅33岁，可以说他用短短的33年的时间，谱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马局长，马骏烈士，据我们了解，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被人们用天安称颂的英雄。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马卫平：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爱国救国的熊熊的烈火。天津、北京、山东等等这一系列的学生运动开始了。开始天津派了25个学生到北京来，结果没想到这25个学生代表被徐世昌政府全部都给逮捕。紧接着，天津要派学生去声援。后来我祖父又带了三四千个学生，天津的学生，他们从天津到北京来，在天津的时候我祖父就跟同学们讲，我们这次去，是为了声援被捕的代表，营救他们出狱，我们这次去是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的。到北京以后当时是天津、河北，包括山东的学生、山西的学生，一共在北京聚集了几千学生。在长安街、天安门到新华门，新华门那边当时是国会所在地，他们去示威游行，进行演讲。当时的京军的警察总监叫吴丙香，派了几千的宪警进行镇压，阻止他们进行游行。当时学生就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他们成立了一个村，叫天安村。在这里头坚持斗争三天三夜，当时天安村临时执行主席是马骏，敌人也知道了，领着学生在这儿请愿、示威、游行、静坐的学生领袖是马骏。所以就派了一批军警，冲进了天安村抓马骏，拿着棍棒，拿着皮鞭，打的学生是头破血流。当时我祖父按捺不住他的愤怒，他就冲出来说你们不许打人，抓谁？说要抓马骏，我就是马骏。这个时候一下扑上来十几个军警，把他扑倒在地，把他逮捕以后，当时就压在金水桥下，据说当时金水桥还没有水，让他解散学生队伍，否则就得政法。当时我祖父非常坚决，他说学生爱国无罪，我们强烈要求政府必须要解除山东的戒严令，他说宁可脑袋学生队伍绝不解散。这个时候学生也往上涌，也在营救马骏。军警看到这种情况就把马骏转移了，当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海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来电来信给北洋政府提抗议的电报非常的多。徐世昌看到这种情况，在关押了一个礼拜左右，被迫释放了马骏和逮捕的学生代表。马骏说，入狱前的马骏是马骏和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是国人的马骏，从他当时这句话里头，虽然我们的党还没有成立，但是这批爱国青年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已经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这个思想又得到了一次升华。从这儿以后，周恩来和马骏的一些战友、同学都亲切地称他为马天安。

　　方达：那个时候马骏仅仅也就24岁吧。

　　马卫平：对。

　　方达：很年轻，但是智勇双全，而且很有领导才能。我们来听一段珍贵的录音，这是马家的传家宝，是马卫平局长珍藏的一段邓颖超邓妈妈回忆马骏的一段录音。

　　邓颖超：马骏当时在天津学生中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一呼百应，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作霖的话，马骏上去，一声号召罢课，马上就罢起来。

　　方达：听完了邓妈妈的录音，我们确实感觉到，成长为一位革命者，他有过人的胆量和出众的智慧。罗青博士，你觉得年轻的革命先驱者，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罗青：这也是我刚才其实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刚才马局长讲得那样一段话，虽然是在回答为什么马骏被称之为马天安，但是他的整个描述带有那样的画面感，让我们回到了其实1919年前后，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一段青春记忆。如果你回到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在1919年后是一个什么场面，是新与旧的大交锋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当中，群贤毕至，大师辈出。就说当时北大附近那个时候也是群星璀璨，随便说出来的名字无论是文人，比如说胡适、刘半农、权雪桐、陶孟和、蒋孟麟等等等等，那么在说到刚才马局长描述的那样一段革命的经历，我们会看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站在这样的一个新旧交替剧变的场合当中，他们不仅仅坐在了自己的，象牙塔前面得那样的亩三分地中，也没有拘泥于自己的那一张课桌，而是把自己的事业不仅仅放到了整个北京，放到了整个中国，甚至胸怀天下，他们把中国的命运跟全球连在了一起。这样的一种思维和民族的责任感，并不仅仅是一时激起来的，所以他更重要的是一种很长期的培养。回到今天我所面对的，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群学生，昨天晚上我就在加班上课，我给学生们讲，在我们中国所经历的过去的这五十年的历史，虽然我们是从媒介史的角度去分析，但是我会发现，今天我们同样二十几岁的学生和孩子，他们似乎他们的眼界，可能更多的转向现在和当下，他们更多的也许会有更多功利的色彩，他们也许会愿意出国留学，完成自己个人的国际化，但是个人的国际化绝不仅仅是眼前这样的完成，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回望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的历史，去回望在1919年那个时代当中，我们的国家和曾经像马骏这样的年轻人，风华正茂，但是在那个时代所面临民族的责任。如果不能够具备对中国在全球格局当中的思考，那么我们无论送出多少留学生，我们都不能真正地在国际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您刚才的那个问题，我想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未来的一个负有责任心的青春的思考。我们都说80后的孩子都是缺乏责任心的一代。但是在过去经历的很多事情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直传承的这样一种民族的责任感。当年就是在奥运的火炬传递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好就在瑞士的奥林匹克中心做我的访问学者，而那几天火炬正好是从希腊，到法国和英国传递的时候。我的几个学生非常难过和激动地冲到我的面前说，罗老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完整的方案，请你来看一看。原来学生们不仅已经动员了自己所在地的留学生们，而且他们还把火炬一路沿路传递的未来的路线全部都画出来，并且通过互联网，在互联网上，给认识和不认识的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发出了号令，希望凡是只要是中国人，我们都能够在那个火炬传递的特殊的地点会聚，并且自发地在这个网上形成了组，比如说有宣传组，有准备国旗的，凡是跟新闻有关系的要发动记者和自己写稿子，告诉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我们的奥运是什么，我们的火炬是什么，而且在那几天让互联网上或者MSN、QQ这样的网站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自发地加上一颗红星。所以那几天我们所有的网上都有了这样的一颗红星。在那个异国他乡，你会感受到，那样的一种不仅仅是同胞的温暖，更重要的是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的那样一种志向和责任。在接下来的汶川地震当中，这些孩子他们一方面在打着电话做各种呼吁，同时他们跟着我一起探讨一种方案，是不是能够用我们的新兴媒体在网络上创作专门的网页，和专门现代的沟通平台，把我们中国参与救灾这样的照片放在网上，做成各种语言的外文版。所以我当时看到十几个国家各种语言，全部都是我们的留学生自己在一个晚上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自己的教授、学生，并且通过他们的网络传递出去。所以在那一刻我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其实有一种一脉相传这样的一种力量。今天刚才听到马局长在讲述，发生在百年前那样一段历史的时候，让我忽然间意识到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力量是有它的源头的，而这种源头真正的是根治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方达：确实，尽管跨越了近一个世纪，但血管流动的那份爱国情怀是一样的。其实马骏出生在东北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家里经营着两个字号，那马骏的父亲在和俄罗斯人做生意的过程中，接触了一些进步的书籍，而这些书籍中传播的思想又被年少的马骏吸收并融入到血液中，所以马骏能从黑暗中寻找光明，受他的家庭影响很大。少年时代，已经在心中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而不是像他同时期的富二代一样，学而优则仕，当官或者走上经商之路。马局长在马骏走上革命道路之初，除了大闹天安门之外，还有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无畏事件，这件事也让我们隐约能判断出他的人生轨迹。那么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马先生请您给我们打开这个问号吧。

　　马卫平：北京市由于巴黎和会21条中国外交失败，爆发了五四运动以后，天津6月初就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在6月10号左右，天津不仅学界开始了抵制日货、反对21条，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活动，同时，他们也宣传鼓动起天津的商界，成立了天津各界爱国救国会。天津商界也积极响应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罢课，商会罢市。当时据说是学生们组织了纠察队，维护天津当时的社会秩序，支持商人进行罢市。在商人罢市以后，有一次我祖父突然听到商会要复市了，后来我祖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他带了学联的几个干部，赶到了天津总商会，要求商会继续坚持罢市，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他说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斗争就要半途而废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董事就问我祖父，他说你是哪儿的人，你在天津有没有财产？我祖父说我是吉林人，在天津没有什么财产。他说那你知道我们商人罢一天市的损失有多大？就说你们学生闹事等于无所牵挂，那么我们商人的话，我们罢一天市要损失不少。后来我祖父听到这个话以后非常激动，他说我在天津虽然每年财产，但是我有热血，我有生命，我愿将我的热血和生命献出来，表达我们学生的爱国真心。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向旁边立柱撞去，这个时候被站在旁边的文都长叫夏群须，夏先生一把就给抱住了，但是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他头已经撞到柱子上，昏过去了，流了很多的血。那么这件事情，一下子震惊了当时在场的各位董事，和商会的会长，他们说看来学生爱国这是真心的，连命都不要了。这个事影响非常大。天津有一个报纸叫《议事报》。在报纸上大概头版，当时就登了学生爱国血溅商会。

　　罗青：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有一段话非常激励我们的，他说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那么在1919年非常特定的年代里，像马骏这样的一群人，站在了时代的潮头，他们的一个义举，就是鲁迅先生笔下所说的拼命硬干的人。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在聊天，在看着一页一页当年马骏烈士很多的老照片，让我有很多的感触。比如说第一个，当年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当中，应该说马骏先生当年的正是风华正茂，用今天的帅酷来形容。那么觉悟社的那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马骏，看到邓颖超，看到周恩来，也就是他们是当年在一起的觉悟社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成员，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感怀之心，有这样的拼命硬干的精神，同时他又有非常扎实的，我觉得他的文学功底，无论是他写的文章，还是发表在上面的校报，就是校风上面，有周恩来写的，发表的作品，也有马骏先生的两部作品，其中这两篇文章还是非常让我之感动。因为今天读起来都是那么的文才横溢，一个是他的两首诗，一个是他发表在校风当中的两部作片，我们之大快乐。他把他的快乐跟在南开的同学三年的快乐，和我们这个民族，这群年轻人所经受的中国之贫弱的责任连在一起，说正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聚在了一起，我们拥有了这个民族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天作为同学中最大的快乐，和我们未来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责任。那我想当一个年轻人把自己的成长，把自己的学业，把自己的专业的能力，跟这样的使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内心当中是无往而不惧的，而在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距离那个年代很远了。那么今天中国处在另一个新旧的交替，因为我们在面临着中国的第二次的民族的复兴。我们在走向我们国际，我们在完成我们的国际化的进城，那么在这个进城当中，我们面临着更多更多的挑战，而这时候的年轻人，真的应该认认真真地回归到那个时代，据重新开始这样一次青春记忆和青春对话，那么才能够明白，在今天校园中的年轻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历史和我们面对未来的这样的责任。

　　方达：马骏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么一个有大抱负，胸怀大爱的人，他的妻儿在他心中占有多大的分量呢，马局长，按说革命者随时会身处险境，而且这革命工作也让他难以和家人共享温暖和幸福吧？那么当时马骏是怎么在革命和小家庭之间做出取舍的呢？

　　马卫平：我的祖父和我祖母，他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可以说现在话叫青梅竹马吧。1920年他们结婚，结婚的时候，他们反封建，不行大礼，他们举行了新式的婚礼，结婚的第二天他们就手挽手的上街。当时在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那种环境下，周围的群众也好，甚至于遭到一些亲属的非议。当时我祖父曾经想把我祖母带出去一块去学习，一块去参加工作，帮助她直接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家庭的阻挠，我祖母没有能够随他一块外出。但是我祖母他们结婚一直从20年到28年我祖父牺牲，一共不到八年的时间，实际上前前后后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也就是不到三年左右时间，这是据我祖母回忆。但是我祖父每次回来对我的伯伯，对我的父亲，后来因为我奶奶怀着我姑姑的时候，我祖父25年已经是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后来是在狱中才见到。对他这些孩子们也非常的疼爱。每次回来想方设法地要尽可能的陪着他们孩子。因为我父亲当时小时候可能有些缺钙，现在讲有点罗圈腿。当时我的祖父还给他买了个皮球，和孩子们一起玩球。玩球的时候，有一次还把这个球从我父亲的裤裆当中就滚了过去，当时逗得哈哈大笑。这是仅有的很可贵的片段回忆。在1927年底由于叛徒出卖，他和他的秘书同时被捕。被捕之后，我奶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她抱着我的姑姑，因为我姑姑是我祖父25年到莫斯科去的时候还没有出生，27年我姑姑已经是两岁多，三岁了。这是我祖父没有见过的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孩。和我祖父的弟弟赶到北京营救。那么在狱中见面的时候，因为我祖父是一个大胡子，在搞地下的时候，在搞学运的时候，同学们送他一个称号叫美元工，他见到了我的姑姑以后非常高兴。他跟我祖母讲，你下次来的时候，要求特别接见，因为他当时前两次去见他的时候只能是隔着屋子，有一个小方的小窗户，我奶奶就把我姑姑从这个小窗户里给塞进去，我祖父抱着我的姑姑特别高兴，用他的大胡子扎她，逗她笑。他丝毫没有在狱中受过的那种痛苦和悲观，仍然是非常的坚定和乐呵。

　　罗青：革命的浪漫，浪漫有时候不在于表面的形态，而在于内心吧。我觉得刚才那一幕实际上是让人非常感触的。其实三十几岁的夫妻，他们不能够长相守，但是他要求说我能够把这个小孩子，能够从这样的小窗户里递进去，用他的大胡子去扎这个小孩表示亲热。其实这里面多少超过了这样夫妇两个人，那种无言的爱的传递。我想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再重温这样的场面的话，实际上你会相信有一种爱情的力量是可以穿越生死，穿越时代，穿越时间的考验，永远铭记在心里的。我想这也是在日后的这么多年当中，祖母这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抚养着孩子长大，实际上是他内心当中永远最激励他的那样一种感动吧。

　　方达：没错，应该说在铁窗中的温情，应该说成了马先生两岁的姑姑最后一个关于父亲的记忆。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应该说尽管有生的机会，但马骏却选择以死为共产主义殉道。

　　马卫平：当时我祖母来了以后住在咱们东城的一个小旅馆里头，我奶奶说，当时北京是很乱，正好是执行大战的时候，晚间来了一个看守，这个看守给我祖母讲，你们这个人没指望了，他太刚强了，今天大帅过堂，大帅让他给他做事，我这个人是爱财的，咱们都是东北老乡。你给我做教育总长，你写一支声明，脱离共产党就行了。我祖父说行，拿笔和纸来。拿来笔和纸以后，他写了一篇“告东北同胞书”，痛斥张作霖和日本人勾结出卖东北的资源，和东北的老百姓，穷苦百姓的压榨，同时他做了一个碑文“故共产党员马骏之墓”。他说我过去是共产党，我现在是共产党员，我将来永远是共产党员，表示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张作霖这么一看，他判了一个死刑枪决。他说你们明天早晨8点钟到天桥法场领尸首，同时我爷爷讲，让我奶奶把他的碑文，把他在狱中的背面，这一床背面是他结婚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老同学送的一对，一个红的一个绿的，这是一个绿的，在狱中盖的。现在这个背面还在咱们中央革命博物馆，让他把这个都是拿出来，其他的东西，包括我奶奶看他的时候给他带的一些苹果，这些他都给了难友了，他自己兜里头，临刑的时候他在他那个长衫里头，兜里头还揣了这么一个苹果，他非常坚决。1928年的2月15号早晨，那是北京寒风凛冽，据看到他跟随刑车赴刑场当时的一个小孩叫白宝淳，他口述了一本书叫60年悲欢，其中有那么一段回忆当时，赴刑场的情况。因为我奶奶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她就准备一些药棉花，她准备第二天到刑场给他堵枪眼去了，堵伤口去了。但是我奶奶到了刑场上的时候，我祖父已经牺牲了，就在天桥。我奶奶当时一下就昏过去了，我姑姑也摔在地上。周围全是老百姓和敌人的宪兵和密探。白宝淳回去他说当时听说要枪杀共产党，我对共产党没什么印象，听说共产党是土匪，青红帮那种组织。后来一看喊的口号，我祖父非常英勇，喊了一路口号就是“各路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旧军阀，共产党万岁”，这些口号。他看了以后这共产党人也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土匪，也是为我们穷人办事的，这个时候他对共产党人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我祖父牺牲以后，周围都没有人敢拦啊，只有我们这些回回帮忙吧，把遗体清洗，清洗以后要按回民的习俗，用白布裹起来安葬。安葬在现在的日坛公园这个目的。当时日坛公园是回民易地，也是回民坟地，就埋在这儿了。

　　方达：罗青博士，刚才我们听马卫平先生讲述了马骏烈士波澜壮阔，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那回望这近一个世纪前的身影，和当下的年轻人，你觉得有哪些特质是有交集的部分，哪些又有明显的区别？

　　罗青：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跟这个时代特定的时代背景，打上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烙印。在我们刚才说到1919年那个时候，中国我们用山崩穿涌，人才辈出各种思想相激相荡，互领风骚。所以在那样一个特别有这种冲击和交集的时代，它容易产生我们说的那种叫大智慧和大英雄。所以往往需要有引领潮头的这样一些很重要的英雄和璀璨的明星出现。那么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一群人，在我们的历史记忆当中，我们可以孱弱星辰地数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之所以有时候离他们有点远，就是老把他们当作那个时代特定的一些英雄，觉得离我们今天很远，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离那儿很远了。但是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个对话，恰恰是想把这样的一些英雄，还原到一些特定的，他们人性的本质上，我们就在想，今天我们很多很多的孩子依然有这样的创意，有这样的才华，也有这样的能量，他们还需要一个非常坚定的根植于中国文化和利时的价值观，就是不论他未来走到哪里，比如说他可以在国际的一流高等学府里面去完成自己的学业，但是他必须知道，自己文化的根在哪儿，因为今天的世界，如果你只是简单地在那里复制，或者学习西方的经验，你不能够把更多的中国的价值贡献给全球的话，那么你始终在全球化的路径当中是迷失的。而这一点我们再去回望，一个世纪之前，那样的一群年轻人，他们的风华正茂，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全球的动荡局势当中，作为年轻人，我们对这个民族的责任和意义。

　　方达：没错。那马先生，您觉得您祖父马骏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信念，这个接力棒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呢。

　　马卫平：一个就是说青年人，应当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青年人要知道自己的根，根在哪儿，不懈地去奋斗，为振兴我们的中华民族去努力，去奋斗。

　　方达：感谢马先生对年轻一代的青春寄语，那么七一的前一天，我站在马骏烈士铜像前，身后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在练习小提琴，我就问她知不知道马骏爷爷是谁呀？小姑娘摇摇头，我再问，那你愿意为马骏爷爷拉出曲子吗？小姑娘点点头。那么在稚嫩的琴声中，我突然领悟了马骏烈士等革命先驱者为了什么而抛头颅洒热血，能让后人们沐浴和平享有幸福，不就是他们一直苦苦追寻的那个终极理想吗。让我们回望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凝望一个个年轻的革命先驱，用生命塑造的群像，然后获得更大的向前的动力。再次感谢马骏烈士之孙，北京老干部局原副局长马卫平先生，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罗青博士，参与跨越世纪的青春对话，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2011关于共产主义的青春对话第二篇，我们明天再会。

　　马卫平：听众朋友再见。

　　罗青：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