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习惯上的尴尬。黄灯亮起的那一刻，车辆是否已经越过停车线，是个瞬间发生的事情，现场的交警并不容易判断，除非有录像记录，否则交警即便要处罚，也很难拿出处罚的“事实依据”。考虑到大城市普遍的交通压力，快速通过路口显然是司机和交警都乐盼的，因此交警通常对“闯黄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鼓励也不处罚，日久天长，在司机和交警相互默契之下，可以“闯黄灯”似乎就成为交通规则中的一条习惯法，每天都会重复上演的习惯规则。即便有人知道这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行动中的法律往往比纸面上的法律更有效。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比如按照《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行人“违反交通信号、未走人行道或者未按照规定靠路边行走的”，或“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的”，处10元罚款。但这类行为每天都在上演，几乎完全不被处罚，同样成为不合法但更有效的习惯法。

　　最后是执法上的尴尬。本来司机已经接受了“闯黄灯”不受处罚的习惯法，但突然有一天，交警认真起来，开始选择性地执法，查处“闯黄灯”，司机已经习惯了的规则被视为违法，以至于正式的法律规定反而开始遭到质疑，有这样的规定吗？是这样的规定吗？规定的合理吗？执法不严下的放纵，培育了各种各样不合法的规则，当这些规则最终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时，便开始吞噬法律本身固有的尊严和效力。

　　因此，浙江这起“闯黄灯”案，不仅暴露了黄灯在法律上和技术上的尴尬，更暴露了我们法律实践的尴尬，特别是执法不严和选择性执法带来的尴尬。对于这种情况，“黄灯”已经亮了起来，希望“红灯”不会太远。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