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红旗这样对于中国汽车产业，乃至国人精神有着如此特别而深刻的影响的中国汽车品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的产生和成长伴随着数十年国家发展、改革大事，刻上了深深的历史铬印。

　　携手苏联

　　提到红旗车，还得从新中国成立、中苏建交以后，苏联对我国的援助说起。1950年初，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项目中，包括一个汽车厂——它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共和国长子”一汽。

　　苏联的汽车工业也是在“拿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时，苏联是趁美国经济衰退，买下了福特旗下的一座汽车厂。福特公司为苏联提供了三种卡车的设计图纸，并帮助其培养了汽车技术人员。当时苏联的另外一座汽车厂——斯大林汽车厂则是从国外引进产品、技术、生产装备建成的一个汽车装配厂。二战时期，苏联部分工业被战争摧毁。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向苏联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包括很多卡车。斯大林汽车厂以其中技术性能较高的万国卡车为原型，改造生产出“吉斯150”。后来苏联援建中国的型号正是这款吉斯150，中国的型号称为CA10。

　　先驱摸索

　　1950年3月，重工业部正式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哈尔滨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出身的郭力被任命为主任，孟少农、胡云芳为副主任。

　　孟少农有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和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毕业的学历，并在福特等著名汽车公司担任实习工程师。1946年5月，他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优裕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立志用所学知识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服务。孟少农回国后在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并委托清华大学机械系为筹备组办了一个实习班，培训汽车专业人才。

　　筹备组从国内知名院校抽调了100多名学生，同时将分布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汽车技术人才和极少数的留学生回国。国民政府派往美国学习汽车技术的留美工程技术人员也踊跃回国，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建设的重要力量。汽车筹备组还有三位苏联专家。

　　由于汽车工业需要的电力、钢材供应、铁路运输、地质、水源等条件限制，将列入备选范围内的城市一一排除，最终决定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址定在长春。郭力被任命为一汽首任厂长，但他后来出于大局考虑，主动将厂长职位让于更熟悉东北环境、有声望和能力的饶斌。自此饶斌开始了为中国汽车工业奋斗终身的历程。

　　1952年1月，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完成了一汽的初步设计。设计图纸由一汽的“第一名职工”有苏联生活经历并毕业于苏联鲍曼工学院的陈祖涛从莫斯科带回北京。陈祖涛回忆，当时中国苏关系好，这些重要的设计图纸没有经过任何交接仪式和手续，甚至连个收条都没有，就直接交接。此外一汽的设备基本由苏联代为订购。

　　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举全国之力用三年时间建成一汽。一汽人在艰苦旧绝的条件下，全国各地的全力配合以及苏联专家的鼎力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原本荒凉的孟家屯打造出一座宏伟的汽车城。1956年7月，一汽第一辆解放卡车鸣笛下线。消息传出，全城沸腾。

　　一汽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也培养一批汽车人才，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

　　盲目“跃进”

　　由于工业基础差，专业人才不足，管理经验缺乏，一汽生产中存在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后来经过产品与生产线的升级换代、管理制度的日渐成熟，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员工综合素质与企业管理水平都有大幅提高。

　　多数国家在发展汽车工业时，轿车的发展先于商用车。但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线。1957年，一机部给一汽下达了生产小汽车的任务，并要求“越快越好”。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现状和只有卡车生产经验的团队，饶斌提出“仿制为主，适当改造”的主张。在孟少农的领导下，一汽从世界各大汽车生产国购回一批成熟产品，仿制出了第一辆轿车CA71。该车定名为东风，寓意“东风压倒西风”。

　　东风轿车融入了深厚的中国特色，比如车头上镶嵌了小金龙、尾灯的宫灯造型以及门两边的装饰条上的“中国第一汽车厂”字样等。东风轿车的整个车身由技工手工敲制而成。汽车开到中南海，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许。后来专家们对东风提出很多建设性改进意见，为红旗的诞生打下良好基础。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很多行业弥漫着浮躁情绪。一机部认为中国更需要高级轿车，一汽设计处跃跃欲试并制订了研制高级轿车的时间表：7月末底盘设计科完成底盘图，9月车身设计科试制出车身。吉林省委书记将图纸上的高级汽车命名为“红旗”——这个名字来自“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

　　哪怕以目前的汽车工业水平来讲，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设计制造出一款新车，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大跃进时代的冒进精进推动着人们的热情。一汽首先从吉林工业大学借来了一辆克莱斯勒1995型“帝国”牌C69高级轿车，放在试制车间，仅设计师们参考。一机部汽车局送来了林肯轿车，周恩来把自己雷诺轿车送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把自己的奔驰600轿车也送给了一汽作为样车。

　　一汽人把参考车型拆解，分零件仿制，不计成本刻苦攻关。全国多个城市也加入到为制造高级红旗轿车服务行列中来。长春市玻璃厂制造玻璃仪表盘、上海昌明钟表厂制造高级电钟、上海延安电器厂制作电器、沈阳床垫厂制造坐垫、南京电瓷厂制造火花塞……

　　难度较大的车身，由于没有充足时间制造模型，一汽人再次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完成。那时中国资格最老的工业城市上海来了很多高级钣金工，这些师傅夜以继日地挥舞榔头，终于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把红旗轿车的车身敲抽出来了。

　　这样，仅仅用了33天的时间，我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在建军节那天诞生。邓小平兴奋地表示，要多生产，油不够就烧酒精，“只要不烧茅台就行”。

　　第一辆红旗轿车刚刚下线，一汽立刻投入第二辆红旗轿车——红旗敞蓬检阅车的试制。红旗敞蓬检阅车虽然在国庆之前如期下线，但由于设计生产时间短，未经全面检测，问题不断，最终没能出席国庆阅兵。但试制出的两辆高级轿车，极大地鼓舞了一汽人和中央管理部门的信心。

　　荣耀亮相

　　当红旗轿车步入小批量生产阶段时，“纯手工”方式就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了。1959年，一汽派出副厂长王少林出国考察车身制造流程。王少林回国后负责红旗轿车生产，他严抓质量，号召工人监督生产细节，找出质量问题。12月，试制出的两辆红旗新车历时100天，完成了25000公里的可靠性实验。国庆节前，新红旗分批次到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10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乘坐红旗检阅车检阅了部队。这是红旗车首次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亮相，自此也开启了历年国庆阅兵都由红旗车担当重任的传统。

　　蜕变重生

　　红旗轿车公开亮相以后，许多政府机关都提出由红旗来满足公务用车需求。1960年，一机部给一汽下达批量生产红旗的任务。1961-1964年，一汽将分散在卡车发动机、底盘、车身附件等车间的零部件和机电分厂的液压变速箱集中到轿车生产车间，相关生产人员、技术人员也集中到轿车车间，并将轿车车间升级为轿车分厂。一汽初步具备了小批量生产红旗轿车的能力。

　　1962年，周恩来总理用红旗轿车接待了来访的锡兰总理。这是红旗轿车第一次承担接待外宾的礼仪活动。两年后红旗轿车顺利经过试验，被指定为国宾车队的礼宾车，代表国家参与重大国事和礼仪活动。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外国元首所期盼的最高礼遇“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坐红旗车”。红旗车也曾被当作国礼送给外国贵宾。

　　在使用中，红旗轿车的缺点亦暴露出来，主要是空间不够，舒适性差等。根据各方意见，一汽开始设计新的三排座红旗轿车，代号为CA770。其发动机性能达到210马力、最高车速185公里，它们后来被称为“大红旗”。1965年大红旗问世后、送到中南海后，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

　　一汽总装车间的部分工人发现CA770车身过重，油耗过大等缺点后，自行将其结构改变，试制出车身较短、重量减轻、油耗降低的CA773，即“小红旗”。小红旗总计成功生产291辆。

　　为满足中央领导的安全需求，一汽接到生产红旗防弹轿车的任务。红旗防弹车代号CA772。为保证CA772成功研制，CA772领导小组组织防弹装甲专家秘密攻关。1964年，第一辆试制成功的红旗防弹车送到中南海。后来事实证明，该车的防弹性能良好。到1983年，一汽共生产12辆CA772三排座特种保险车，CA772是红旗轿车系列影响最为重大车型之一。

　　1981年，红旗轿车因“油耗过高”被停产。让为红旗孜孜奋斗的老一辈汽车人和喜欢红旗轿车的百姓非常难过。后来我国使用外汇购得的进口轿车却不尽人意。经过审时度势的分析，1983年一汽再次把红旗轿车生产提上日程。陈祖涛等人指出红旗轿车生产中存在的手工制造、资金不足、人才匮乏等问题，建议红旗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

　　当年12月，搭载进口关键总成的红旗检阅车开始生产。1985年，新的红旗CA770G试制成功，新车型的各项性能得到明显提高。

　　紧接着，一汽开始生产红旗检阅车CA770JY。克服重重困难之后，于1984年8月试制成功并通过路试。当年的国庆大典上，邓小平乘坐这款新红旗检阅车检阅了中华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1998年3月，由于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中美关系僵化，一汽放弃了与美国合作开发建国50周年红旗检阅车的方案，转而在CA770JY基础上改进。1999年8月，新的红旗检阅车送到北京。新车增加了多项实用功能，防弹水平也有所提升。

　　1999年10月1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2009年10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分别乘坐红旗检阅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

　　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第一个自主品牌，承载民族精神的红旗轿车深深根植于中国人民心中。步入21世纪，跟随祖国一路风雨兼程走来的红旗却在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偃旗息鼓，在众多纷繁的合资品牌、自主品牌与进口品牌的冲击下迷失自己。我们期待它尽快站起来，恢复昔日风采，给喜爱和支持它的中国人民一个交代，一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