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 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另有民间和学者统计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350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 费支出约为3000亿元～4000亿元。据估计，地方公车消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6%～12%之间。

　　有一个最精确的数字，中国公务车共5221755辆，年消耗4000多亿元。中国的公务车最大的问题是两个：首先是配车过滥，“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股长屁股后面都在冒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截止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这几乎相当于每1.2名公务员就有一辆公务车。当然，中国还有吃财政饭的人员，2005年官方非正式估计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外，还有500万人“实行自收自支”。其次是公车私用，公车跑一天，领导因公使用1/3，领导及亲属私用1/3，司机私自使用1/3，公务车使用费用占到 “三公消费“的七成以上。

　　李克强总理强调，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一些地方出台规定，要求“在不造成浪费的前提下，逐步换乘自主品牌汽车”。根据新的机关车辆管理办法，省部级官员配车，从5年一换变为8年一换，其间车随人走，职务变更不能更换车辆。

　　然而最近有报道说，一些省市大量采购红旗公务车，老百姓听了不免心的担心：公务车改革别换汤不换药，把坐着外国车腐败改成坐着自主品牌腐败。

　　针对前述的公务车两大弊病，公务车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两个：减少公务车配备数量，杜绝公车私用。

　　据国家发改委等 部委调查，截止到2007年，已有交通部、国家审计署、国资委、宗教局等8个国务院部门，广东中山、珠海、惠州、佛山等7个地级市，江苏省南京、苏州、无 锡，浙江义乌，山东威海，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庆等地区均作了公车管理制度改革的尝试。

　　这些地方和部门的公车改革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货币化改革，取消公务用车(执法等特殊车除外)，向全部或部分公务人员按照职级发放交通补贴，公务交通由个人自行解决。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公车改革多数采取这种模式。

　　二是半货币化改革，即取消各部门公车，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门或由新组建的机关车辆管理机构实行统一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定期结算。

　　三是加强管理型模式，取消事实上的“领导专车”，通过完善和强化公车管理制度，严格实行“一车一登记簿”制度，车辆外出公干必须逐次登记，下班后和节假日期间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公车。广东省中山、惠州等地区以及汕头海关对车改留用车多采取这种形式。

　　2012年8月7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表示，公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坚持市场化、社会化，采取适度、公平的货币化手段，改变传统的公务用车运行机制和提供方式”。大规模压缩公务用车的总量，除了核准的领导专车、必要的工作用车、机要通信用车之外，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必要的公务用车可通过公交、出租车、公车服务中心租车、私车公用等社会化途径解决。

　　同时，强化日常管理，应采用GPS等技术全程跟踪公车使用情况，严禁公车私用，一经发现，就要严肃处理。

　　中央已对此六类违规行为作出了明确界定：

　　其一，超编制配备使用公务用车，是指违反中央或地方、部门公务用车编制规定，超额配备使用、未经审批配备使用、不在编制内配备使用的公务用车。

　　其二，超标准配备使用公务用车，是指超出中央或地方、部门公务用车排气量或价格等标准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其三，违反规定换车、借车，是指擅自采取折旧变卖、转送下属单位、报废等方式处理能够正常使用的公务用车，利用职权以各种名义借用、调用、换用下属单位、企事业单位或其他服务管理对象的车辆。

　　其四，摊派款项购车，是指向下属单位、企事业单位或其他服务管理对象摊牌款项购买车辆，或擅自接受下属单位、企事业单位或其他服务管理对象赠送的车辆，以及摊派、转嫁车辆运行费用。

　　其五，豪华装饰公务用车，是指增加公务用车高档配置或豪华内饰。

　　其六，公车私用，是指将公务用车用于婚丧喜庆、探亲访友、度假休闲、接送亲友、学习驾驶等非公务活动。

　　官员都是老公务车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把超标配置的公务车当作了应得的福利。年初，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的的公车牌号，号召“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但是，网友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副厅级官员，伍皓没有资格享有专用公车的待遇，但他却实实在在享有了这种待遇，而且那辆被伍皓称为“自己的公车”是一辆丰田越野车。

　　2月14日，伍皓在网上回复：我本想破个冰，开全国公示公车之先河，想不到却把自己掉冰窟窿里了，被媒体围攻为什么要有公车。这事儿我先不回应，因为实在没有太大回应的必要。

　　伍先生不愧是搞宣传的，非常善于说话，为了证明自己配车超标是合理的，他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写了5000多字，云山雾罩，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官员们以退为进的策略。

　　伍先生感慨到：“我只不过公开一辆公车，媒体、网友就揪住不放，还有人已经跑到云南来查我这辆车该不该配、是否超标、拿车牌的时候有没有给车管所打过招呼、这车一年跑多少公里、耗了多少油、修理费过路费等等有没有浪费等一系列问题，试想全国的公车都公开，如果社会还是抱这种你公开就给我提供了搞你的线索，我就偏搞翻你的心态，那社会是个什么局面？文革十年打倒当权派、到处贴大字报、到处夺权夺印、到处抓人关牛棚、到处批斗武斗的动乱局面就重演了。”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既然是公开，就是让人监督；既然是监督，就要问明情况，这和文革贴大字报完全不是一回事，问一问相关的情况，这不是揪住不放，也与“夺权”、“抓人”毫无干系，更不会引起动乱，这说明伍先生对群众监督抱有很不正确的理解。

　　伍先生认为公车制度不能采用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而孙立平先生在《确立社会转型新思维》一文中说：“对于有些改革，只强调渐进，不大刀阔斧，是根本改不动的，如公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往往成为不改革的借口。几年前我就提出，区别于渐进式改革与不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另外，公开“三公”不只是公开车号的问题，而是要“三公”透明化，什么叫透明化？就是伍先生所说的“这辆车该不该配、是否超标、拿车牌的时候有没有给车管所打过招呼、这车一年跑多少公里、耗了多少油、修理费过路费等等有没有浪费等一系列问题。”伍先生自己不是也在文章中说：“社会大众也要理性地看待‘三公消费’等问题，对‘三公消费’，主要矛盾不是呼吁取消，而是如何实现‘三公消费’的公开、透明，让纳税人能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纳的税政府都花到哪儿去了，有没有被浪费、被一些不良的官吏贪污。”

　　伍先生说：“媒体抨击我公开公车暴露了厅级干部不应配专车的‘秘密’。我看了报道的感觉是幼稚、可笑。这算什么‘秘密’呀，现在全国莫说副省级、厅级，乡镇长甚至村官都把公车专有化、私有化了，见怪不怪了。但这的确是个问题，可光说是个问题有什么用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有意义不是吗？以为中央下道命令，全国一律取消公车，这就解决问题了？想法太天真了。”

　　孙立平先生认为：“民众或舆论对制度建设的呼声，有关‘运动式反腐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呼声，同样是重要的。我想，这次上层对如下两点应当会有感觉。第一，腐败已经到了远远超出原来那些官方说法能够概括的程度，几乎是碰到一个是一个，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烂掉了。而烂掉的深层是权力的失控，这一点也是上层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之一。第二，在经历了多次无功而返之后，还以为用运动式反腐败就可以收拢人心，不太可能了。……特别应当注意到的是最近王岐山讲的一句话，‘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说明，高层自己也知道运动式反腐是治标不治本的。同时这句话也体现了高层的这种意向，即将来会转向制度建设的层面，而运动式反腐是在为制度化反腐做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领导干部“配车问题”发表的内部讲话》中表示：公务车改革规定绝不搞“试行”，而是要“言必行行必果”。

　　我们希望官员们不要用大量购买自主品牌汽车掩盖腐败行为，而是要彻底搞好公务车改革，减少公务车数量，杜绝公车私用。

　　（原创文章及图片版权归搜狐独家所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