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汽车创始人黄培予短暂的造车故事

　　回厦门

　　一个49岁的转业军人，回来是很茫然的，因为一辈子在军队，突然回到南方，尽管在这里成长，但已隔30年，物是人非，十分陌生，样样都得从头做起。

　　1949年10月中国解放后，我就没心思读书了。尽管我成绩不错，但我坚持要去参军。正好是抗美援朝，所谓10万学生参军，我也在那股大潮里。但我走得较晚，大部分学生1950年走的，我是1951年，还在念高三。那段时间国民党经常轰炸厦门，金门很紧张，厦门大学不能正常上课，临时安排了部分学生在龙岩上课，大概有半年时间。我趁父亲去龙岩上课时偷偷跑去参军。

　　父亲对我简直是失望至极。在他看来，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子承父业。我母亲一直重病，父亲做完手术后，眼睛又失明，弟弟还小，整个家庭都指望我。但在那种热潮下，青年学生们都极度亢奋，都去扭秧歌、演戏、演话剧等，真正能静下来读书的没几个。

　　参军后，我被分到六军（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六军），军长是罗元发，福建人。他说需要一批学生兵做文化教员，这样，我们大部分人去了新疆。六军属二兵团，是个老部队，是由保卫延安的教导旅和新四旅合编而成，司令员兼政委是王震。王震当时带了两个军，解放新疆和驻守新疆，一个在南疆，一个在北疆。北疆的就是六军，过去就是彭德怀领导下的六纵队，擅长打仗。

　　我整个人生观发生了彻底变化。以前我是个知识分子，有点小资产阶级情结。而六军里很多都是从陕北下来的原38师的老红军，连军长的马夫也是老红军，资格非常老。在这种环境里成长，我接受到不同教育。这就带出了很多故事。有段时间，我被抽调去写军史，大概写了一年，对长征、抗战、八路军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有些了解。

　　我在新疆待的时间不长。1952年中央军委要在陆军基础上组建空军，我所在的六军被成建制地调往兰州，成立了西北军区空军，后改名为兰州军区空军。原来六军政治部变成西北军区空军政治部。我原来在政治部，被留在空军机关里。我猜，原因可能是我文化程度较高，当时全军里高中毕业的只有三五个人。

　　兰州军区学员被送到东北航空学校进修，学员分三种：空勤（驾驶员）、地勤和参谋。我被分到参谋里，但我喜欢空勤，可惜资格不够：一是身体不够格，我特别瘦，不到100斤，简直是文弱书生一个；二是政治不够格。

　　我对航空一窍不通，就从最基础的学起。可挑的专业很多，有飞机发动机、特种设备、雷达、电器、军械等七八个。我学的是发动机和飞机，在东北学了两年，总算搞明白了飞机、发动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这跟我后来所在的汽车专业有点联系。

　　这期间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方有肃反运动，部队有审干运动，还有三反五反运动等。我父亲虽然是知识分子，但要追根溯源，他出生在地主家庭；母亲要追根溯源，我外公曾在上海嘉定开过小毛巾厂，也有地主资本家背景。这还不打紧，最严重的是，我的姨父、舅父等，都曾任国民党高官，而且在美国，我也因此受到牵连。

　　空军领导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和后勤部5个大部。回来后我被分到空军特有的工程部，对飞机进行维护、修理、检查和安全技术保障。

　　1961年，经部队同意，我报考了军事院校，考上了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但因政审不过关，没去成。我有些生气，也为了赌口气，就去买了一套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教材，花了3年时间来自学。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学进去后，慢慢就有了兴趣，就能钻进去。我后来在飞机发动机方面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总结过经验，发表过文章。比如，西藏叛乱时给空军提出的考验就很严重——为高原机场做技术保障，当时全世界都没有4000公尺以上的机场，因此没有任何借鉴经验。

　　西藏空气稀薄，升力不够，发动机功率降低，因此飞机起飞滑距距离要拉长很多。针对这种问题，我主持编写了一套《西线作战机务保障经验》丛书，这套书我没有保存。应该说，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就是从最早进去的这批青年开始。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都在做技术保障工作。这是我青年时期的前半段生活。这段故事没有多少起伏，可谓波澜不惊。

　　文革时我很侥幸，没受到多大折磨，但也是半学习半批斗，搞了很长时间才过关。也算机缘巧合，陕西地区由三军（陆军21军，兰州军区空军、总后和陕西省省军区）组成的支左委员会，兰州军区空军的代表是副司令方升普，是个很有名的战将，跟皮定钧一起被喻为“皮方”。方升普带了几个干部参加支左委员会，我算一个。

　　一支就是10年。那时叫群众运动，分为两派，文革乱就乱在1967年～1969年这3年，还有武斗，我们去安定，做群众工作，促成两派的联合。最后成立陕西省革委会，进行三结合，即老干部、支左解放军和群众带头人结合起来。1969年～1976年我被留在政府工作，后来到了省委和省政府办公室，接触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粉碎四人帮后，问题又来了。支左委员会里的一个主要成员——21军军长胡伟，这个人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他被认定为四人帮的线，尽管最后也没定性，此事不了了之，但整个支左干部都受到影响。

　　我当时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省办公厅主任，我没有以权谋私，也没有整过任何一个老干部，而是力所能及地挽救他们。我还没脱军装，干脆就回到兰州军区，脱了军装的军人则留在地方上。这时我渐渐有些醒悟，便向空军申请回家。经过争取，1982年我转业回家。

　　此时我父母都已去世，父亲1956年离世，母亲是1961年。我回到厦门时，已经49岁。我最有作为、精力最旺盛的这段时间，被文革耽误了。应该说，一个49岁的转业军人，回来是很茫然的，因为一辈子在军队，而且在大西北，突然回到南方，尽管在这里成长，但已隔30年，物是人非，十分陌生，样样都得从头做起。

　　好在我身体不错，倒也不觉得老气横秋。并且回到青年时代的家乡，也有些兴奋。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大潮，经中央批准，厦门正在筹备成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这个概念1980年就提出来了，深圳走得比较快，是第一个经济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