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汽车创始人黄培予短暂的造车故事

我们要有担当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怎么跟汽车挂上钩的？这段历史我稍微补充一下。也算巧合吧，1983年我还在特区管委会，二汽负责人黄正夏他们急着要去欧洲，跟雷诺和福特英国公司谈判。

　　原来我并不认识黄，经CMIC（中国机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的一个朋友介绍后认识，此人跟二汽很熟。他对我说，二汽想上一个项目，急着要去欧洲。但如果按照正常程序报批，没有一年，至少也要等半年，会耽误事情，你有没有好办法？

　　我当时主要就管这些事，签证也由我管。于是，我便以厦门经济特区名义组团，将黄正夏他们纳入团里。程序很快，大概几个星期就搞定了。由黄正夏带队，二汽去了李惠民、蔡世凎、李良伯等6人；我带了个管委会的同事同行。

　　出国考察20多天，主要是到法国跟雷诺谈，到伦敦跟福特英国公司谈。黄正夏当时想上30万辆轻型车项目，后来这个项目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我印象深刻的是，雷诺汽车公司自大得不得了，它当时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公司，比大众、欧宝等其他几个汽车公司规模都大，但是它也深陷国企的通病，效率低，市场反应慢，而且官僚主义严重。后来果然难以为继，经过国会反复讨论，雷诺汽车改制变成股份制，这才持续发展。

　　这次考察，我对黄正夏的印象非常好。无论是个人能力、思想境界，还是做人的操守方面，他都让人敬佩。黄有思想，有理想，为人低调，不张扬，可惜壮志未酬。

　　1984年我到丰田公司去，一个大背景是当时汽车走私严重。受日本邀请，我跟厦门一位副市长去日本考察，我们什么都看，看过松下电器，也看过丰田汽车，对丰田汽车有些印象，我感觉丰田汽车能在中国卖好。

　　其实我并不赞成走私这种做法。我想，我们何不尝试一下SKD或者CKD？征得领导同意后，我带了一个团专门去丰田汽车考察，看是否能做成这件事。出国时，我还借用了二汽的两个人（老蔡和老李，上次同去欧洲）同行。黄正夏和李惠民同志都很支持。

　　我们看中了丰田汽车当时卖得较好的双排座卡车DNAY，这车在1980年代相当流行，既可以坐人，也可以拉货。车型确定后，湖里工业区里有的是厂房，我就利用了两个厂房，在里面把组装线建起来。

　　日本人起初老大不理解。他问，你这是干嘛？我直接卖给你，不就行了？

　　我说，不行。我要SKD，然后CKD。

　　日方解释说，我们以前没在海外这样组装过。我必须先组装成整车，然后再去分拆，而不是在零部件环节就分类拆装，后者我们还做不到。这样，又费劳工，又费木料（装箱时需要很多集装箱），包装费也很贵，因此要增加成本，甚至比出口整车还贵。

　　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我仍然坚持说，你要支持我们，你要看到将来的发展。我想的是先从组装起步，将来过渡到做汽车。跟外国人谈判，我不怯场，我据理力争。他们竟然被我说服到同意为止。由于比整车更费功夫，丰田汽车本来要加很多钱，最后我将组装车总量谈到2000辆，这样跟整车出口的价格基本持平。

　　这笔钱，是我们向中国银行总行借来的。其实要算经济账，我觉得有钱可赚，一辆车6000美金，在湖里组装完成，经过测试后，市场价可卖到6万～11万（元），当时汇率多少？才3点多，再加上运费关税等，即使只卖6万元，差不多也翻倍了。如果卖到11万元，翻两倍都不止，那就赚大钱了。

　　1983年时厦门根本没有汽车工业，甚至机械工业都不多。我把厦门市惟一的一个汽车修理厂（位于文灶口）的技术骨干，如厂长、工程师等，再加上100个工人，一起集中到湖里工业区，在惟一的一条组装线上组装丰田汽车，日本工程师做现场指导。

　　丰田汽车对工人要求严格，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都被派到日本学习3个月。由于我们是按照丰田技术标准组装汽车，得到国家认可，交通部门也能上牌。通关时，海关按照零部件征税，跟按整车征税有很大差别。

　　做起来后，没过多久就倒了大霉。这跟海南汽车走私案有关，当时福州也有大量走私汽车，有的还跟海关串通起来，进关时先把四个轮子拆下来，进关后再装上，蒙混过关。

　　海南汽车走私案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成立了专案调查组，所有进口车全部冻结。这样，政府和公司内部对我的意见可就大了。“黄培予，你搞这个事情，人家进来后，马上就卖了，你非要弄个SKD、CKD来折腾。好，现在赶上中央下文，进口车不准卖！看你怎么办？”

　　实际上这笔买卖最终也没赔，只是积压了一年。组装后卖不了，只能封存。但又没仓库放，只能停在操场上、马路上，拿个毡布盖上。那时候，一到湖里特区，看到的全是这种汽车，蔚为壮观。一年后政策解冻，我已离开联发公司，自己做生意去了。

　　这里还有段插曲。我们刚跟丰田汽车签完合同，但还没进口时，就听到风声说，中央要严查走私汽车。有些人还赶上个尾巴，（汽车）一进来就赶快卖掉，而我们这里，进来后要开箱，上生产线，再组装，周期起码要两三个月。

　　一听到风声，全国基本上都终止了进口汽车合同，原因是不可抗力——政策导致，不可更改。当时国内跟丰田汽车签订合同的企业有上百家，有的订了几十辆，100～200辆就到顶了，全都终止了。我们是最大的一单，究竟还要不要搞？要不要通知丰田汽车终止合同？我们在领导层也讨论过。多数同志主张终止，但我认为，冻结是暂时的，而且没有风险，即使放一年也没关系。

　　特别是，我们是特区，是一个带有示范、典型意义的地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还在大力招商引资，如果就这样终止合同，把政府的政策改变说成是不可抗力，对厦门特区的后续发展不利，国际上也没有这种先例和说法。

　　我感觉，我们要树立形象，履行合同，我们要有担当。尽管国内政策有调整，但我们愿意承担，不能因此就把球踢到外面去，万一有什么事情，我愿意承担责任，最终说服了其他领导。

　　这段插曲，我认为很重要。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像投机商一样，说变就变，否则别人怎么承认你的市场地位，对不对？不过，那时我没想这么远，只是觉得对公司影响不好。

　　从那以后，丰田汽车对联发公司，甚至对我个人，都有很深的印象。他们说，全国的合同都没了，最大的合同厦门还坚持。所以，丰田汽车跟我一直保持关系，并给我开特别的绿灯。我去过丰田汽车4～5次，每次去，接待我的规格都很高，丰田汽车社长一定亲自出面。

　　不但如此，丰田汽车还专门在厦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处。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办事处没几家，一般大项目才设，它在厦门什么项目都没有，就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完全是为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