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禹州农民时某因偷逃过路费368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个交通领域的案件能引发如此大的反响，一方面反映出汽车对于社会、民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案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

　　依据国家法律对逃费现象进行处罚，这本无可厚非。在此，笔者不想去讨论是否适宜以“诈骗罪”为时某量刑。更引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时某会冒着被法律制裁的风险逃费？

　　据介绍，时某的2辆车8个月应交386万元过路费，平均下来每车每天过路费近8000元。据时某称，8个月间他获利20余万元，这和386万元的过路费相去甚远。如果时某所述属实，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正常运营、依法缴费，时某不仅没有盈利，还会有巨大的亏损。有鉴于此，笔者不由产生一丝疑惑：这样的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是否正如一些网友所说，如此之高的收费标准之下，很多货车司机选择超载、逃费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其次，按照这样的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修建公路的资金究竟多久可以收回，又有多少高速公路在资金已回收后还在创造着“财富”？不久前，国家对鲜活农产品的运输车免收过路费的措施出台后，全国各地菜价均有明显下降，足见交通运输成本对经济的影响。也许对地方政府来说，高速公路收费站正创造着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换个角度看，不合理的收费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

　　再次，伪造军牌的时某已被依法量刑，有门路的人为自己的私车挂上真军牌，从而光明正大逃费的事件却并非个案。对于这些人，是否也应纳入法律视线呢？这又涉及到公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