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醉酒驾车、飙车、恶意欠薪等行为发生几率越来越大，其社会危害性也呈现出逐渐扩大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将其正式入罪，既是时代之需，也是法律保护民生的应有之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飙车、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严重危害群众利益行为定为犯罪，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我国刑法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问题，因而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死刑罪名，也符合逐步减少死刑的大趋势。但减少死刑不等于降低法律的威严和门槛，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能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和现实情况，随时作出调整。眼下，醉酒驾车、飙车、恶意欠薪等行为发生几率越来越大，其社会危害性也呈现出逐渐扩大之势。法律对此坐视不管，实际上就是一种间接的纵容。在这种背景下，将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拒付报酬、恶意拖欠工资等正式入罪，既是时代之需，也是法律保护民生的应有之义。

　　醉酒驾车和在城区飙车，早已成为公众深恶痛绝的两大“马路杀手”。因醉驾、飙车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案例近年来屡有发生，2008年的孙伟铭案、2009年的黎景全案，以及杭州的“70码”事件等，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对这些危险驾驶行为如何处罚，司法界和公众一直呼吁必须从立法层面进行解决。纵观世界各国，也都普遍存在醉驾、飙车的社会问题，通行做法都是通过立法防患于未然。如在美国，一旦查出属于“醉驾”，就会被拘留关押，重的可以判1年监禁；在新加坡，酒后驾驶，累犯者甚至会面临最长10年的监禁。

　　我国现行刑法中虽然规定有交通肇事罪，但前提是行为人造成严重过失才给予刑事处罚。如此在处罚这类危险驾驶行为时，很多时候不得不“借用”危害公共安全罪。比如最高法2009年底制订的《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就指明，对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依法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但立法层面的缺失，使得法律很难在醉驾上起到更好的警示和预防犯罪作用，不得不停留于“发生一起处罚一起”的个案上。这次关于“危险驾驶”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不管是否造成后果，只要有危险驾驶行为都予以处罚，从而凸显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也更有利于打击醉驾、减少醉驾。

　　任何时代的法律都不能与现实脱节，及时根据社会新情况，适时调整法律，是法制时代的文明体现。期待接下来的司法解释能为新增设的危险驾驶罪、恶意欠薪罪提供更好的操作细则。

　　摘编自《广州日报》2月26日 文/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