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时间日前结束了。但是，面对校车，主要责任方的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远没有结束。而争论的根本，我认为是：围绕校车事业的有关各方，潜意识里的“利益意志”高于“价值意志”。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关于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的事业，突然被一种名为“校车”的东西所牵引。一时间，“校车”成为政府官员、交通专家、汽车专家、各相关企业、学生家长以及大小媒体争相引用的名词。

　　我之所以这么谨慎地用“东西”来形容校车，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绝大多数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来说，“校车”的确是个新鲜的词，即便是过去知道这个东西的人，也多半将其当做一个“奢侈”的离自己很遥远的物事。

　　不得不佩服的是，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全民运动式的知识普及，校车相关各方都被“调动”和“觉悟”起来了：一是，校车需求的特殊人群（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对校车的美好憧憬被强力唤醒，许多人知道了，中小学生上学放学的路上这点事儿，原来中外差距这么大；二是，经过几个月的热炒猛灌，“安全第一”的校车原则，在校车供给方——客车生产企业中，得到普遍的口头认同；三是，国家相关管理部门，都一致认同校车必须用法律手段管理。看起来，只要假以时日，校车事业即可皆大欢喜了。

　　且慢，事情一点也不简单。跟国内许多涉及民生大事一样，只要具体到操作层面，有关各方的态度就不那么从容了。除了基本没有发言权的学生及其家长之外，校车生产厂商和政府管理部门，对校车制度都有说不清道不完的纠结和苦恼。

　　从校车生产供给方来说，一些客车企业，在前几年全国校车萌芽阶段，不注意积累相关技术实力，不愿意投入一点资源培育校车市场，到了今天校车“大蛋糕”宛如就在眼前的时候，自己干着急，因此，无论面对校车管理的哪一层政策（包括管理条例及其细则、技术标准等），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公心，不是以看似永远正确的“中国国情”为借口，就是以征求意见不全面、政策酝酿时间仓促等为理由，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行，使得原本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摸索完善的各层级政策的征求意见，变成了什么才是最完美政策的大争吵，久久难以平息。

　　从政府一方来看，校车管理，究竟应该由谁来管？这不能不说校车制度的核心问题。道路交通安全，从交通本质上看涉及人车路及环境的方方面面；从国内现有管理职能上看，涉及管理框架内的，生产车环节主要涉及到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安全使用车环节主要涉及到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机构、金融保险机构等等；报废回收环节，还要涉及包括科技部在内的一大堆职能部门。具体到校车，多数人又都提到，在此基础上必然少不了国家财政部、教育部等应负的责任。

　　这从征求意见的结果中可见一斑：有人认为，应明确由教育部门牵头负责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有些意见则认为，校车安全管理涉及车辆的安全技术条件、驾驶员的资格管理、道路交通秩序维护等，这些都不是教育部门管得了的，应属于公安部门的职责；还有些意见提出，应当由交通运输部门牵头负责；还有些意见提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涉及的部门多，莫如借鉴美国的办法，新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管理……

　　虽然表面上没有见到有关部门关于此事的公开表态，但仅从谁都不愿意出头来主动承担来看，就不能不让人猜测各个相关部委“躲避”、“推诿”的潜台词了，政府相关部门对校车的无言焦虑，可想而知。这种“怕事”心态下、这种“重叠”框架下的管理，公众只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就可以怀疑，其效率、效果会是怎样了。人们不免担心，校车事业，会不会还没有大规模开始，就陷入国家职能部门相互推诿、互相扯皮中而最终无功而返呢？

　　说白了，生产商的争吵也好，政府管理部门的无言焦虑也罢，其实质是“利益意志”超越“价值意志”。如果生产商眼睛只盯着校车能够带给自己的市场利益，如果政府部门心里只想着校车管理可能带来的麻烦，那就是局部的“利益意志”。

　　面对校车，“利益意志”还是收起来的好！

　　生产校车，当然不是做“良心产业”，也不是做“慈善事业”，但至少，与一般客车比起来，它对生产者责任心与社会感的要求要高，对政府管理者公共管理能力与智慧的要求也要高。如果相关生产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不能摈弃局部利益意志，校车这个美好的事业，在中国又可能被扭曲成另一种“中国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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