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北京奔驰的积弊，在付强抛出双限政策之时，遭到来自暗力的指责，这原本是为北京奔驰的销售谋取利益之时，但鲜有北京奔驰的高管为此有所承担。

　　京城之中是非多。

　　付强成为各方博弈的关键点。北京奔驰与奔驰中国以及戴姆勒东北亚渠道整合之事，最终交汇在付强身上。这在他接任北京奔驰主管市场与销售副总裁一职时，就注定了最近的局面。显然，在京城之中，要想顺利的运作事关北京奔驰命运的重组，绝非一帆风顺。在此之前，北汽集团的历史上已经有围绕北京吉普的混战：主事高管之间的明争暗斗、下属部门或明或暗的利益纠葛，这种传统得以长久的存留，并集中到了北京奔驰。

　　在北京奔驰与奔驰中国决定重组销售渠道数日之后，2011年8月9日，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与戴姆勒东北亚董事长华立新就双方重组发声。此事颇具典型性。于付强尤甚。在这次的公开场合，徐和谊传递出的信号说明了此次重组的要点：一是暗中的阻力，一是付强的位置。其实，这两者皆因付强。

　　徐承认“确实有人在阻挠整合”。这次的整合大致有两种利益格局，一种是来自于奔驰中国与利星行为代表的北汽之外的利益，一种是来自于北京奔驰内部的利益。前者主要是经营奔驰进口车的利益集团，它由长年盘踞奔驰中国的相关人士以及利星行的一众高管构成，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越深，那么在这次整合之中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后者则涉及北汽集团内部的高管，自北京奔驰成立之后，无论是产品的国产化、市场拓展还是销售网络，北京的高管们并无太多建树。

　　形势使得北京奔驰与奔驰中国不得不进行渠道的整合。其间，付强主导的北京奔驰成为关键所在，双方整合的目的是提升国产奔驰的销量，改变奔驰中国现在进口车与国产车失衡的局面。徐和谊寄予付强不外此理。而付强也的确进行了改变，但其一系列的举措均遭遇“不测”。这习惯性的带来暗力的反扑，所以有了之前的短信事件。

　　北京奔驰是一盘复杂的棋。这家合资公司的发展大致可以根据企业领导人的更替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安庆衡时期，一是徐和谊时期。前者掌舵北汽集团时，现在的北京奔驰历经北京吉普、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北京奔驰数次更替。此一阶段，合资公司变化频繁，北京吉普生生的被运作至死，与戴姆勒的合资纷争不断，中方高管在公开场合争名夺利。北汽集团的高管认为，这时的合资企业，是围绕个人的利益进行博弈的舞台。所以，在北京奔驰成立后，有高管戏称：“办公室换得太频繁了”。这一时期，北汽集团可以炫耀的是，其与奔驰建立了合资公司，终于使得奔驰的高档轿车可以在中国进行生产。

　　在徐和谊掌舵北汽集团后，与奔驰的合资项目基本延续了原来的运作，迄今虽然北京奔驰数次更换管理团队，但都没有太多起色，北京奔驰长期形成的企业文化，已经很难使它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故态。以付强主管的专营店搭建为例，在审批环节，各层高管无不深涉其中，即便是企业的最高层签字通过，在落实环节，仍是举步维艰。

　　北京奔驰的积弊，在付强抛出双限政策之时，遭到来自暗力的指责，这原本是为北京奔驰的销售谋取利益之时，但鲜有北京奔驰的高管为此有所承担。这说明，付强的政策不仅触动了奔驰进口车一方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北京奔驰内部部分人士的利益。在新一轮的整合中，无论是北京奔驰还是奔驰中国，并没有给暗中的力量以足够的利益承诺。

　　而这时，徐和谊唯有亲自出阵。在形势莫辨的争斗中，徐说“今后关于奔驰的事情，媒体朋友可以直接找付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付强被削权之说，同时也为北京奔驰其他中方高管的作为进行了暗指，双方的整合要继续下去。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北京奔驰能够把渠道整合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可能改变北京奔驰现在羸弱的状况；而如果中途停止，那么北京奔驰将再次进入恶性循环，生死未知。这不仅要看付强的政策制定，还要看徐和谊能为此付出多大的耐心与决心。

　　在此之下，方是北京奔驰与奔驰中国就如何成立新的合资公司进行博弈。这样的设置，在北汽集团的历史上同样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北汽集团扩大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合资时，同样是在北京吉普的基础上展开。北京吉普的道理说明，壳资源在表面上很漂亮，但要在市场上获胜，更重要的是内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