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则关于公车私用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是国庆期间，一辆农业执法车出现在老挝首都万象的一处景点。后经查明该车属云南楚雄州南华县农业局，该事件属农业局执法支队支队长公车私用；二是湖北广水市官员调任时带走公车，自2000年以来共带离公车28辆，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要求追回，两年仅追回8辆。

　　近年来，公车私用屡遭诟病。为加大治理力度，中央和各地相继出台了不少公车改革的措施。今年4月，中央专门成立了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国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的管理。10月27日召开的全国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会议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共认定违规车辆17.95万辆。社会广泛呼吁，治理公车私用这一顽疾，治标更得治本。

　　1.从“公车私用”到“公车私有”，其实质是公权私用

　　在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看来，公车私用的实质就是腐败问题，因为凡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从本质上讲都是腐败行为。但是，有时所谓“私用”的范围也很难界定。比如现在一些已经退休的领导干部，按规定他们可以配备公车处理公务，但实际上，不少人无论是公事私事都用公车。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认为，云南执法车辆出国事件是公车私用的一个典型案例。事实上，人们对公车私用早已司空见惯，例如A省的公车开到B省的某个景点去是很常见的事情。在一些干部看来，到了一定级别给他配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配了车如何使用自然是自己说了算，“公车私用”早已演化为“公车私有”，因此湖北广水发生将公车带走的案例就不难理解了。叶青说，不只是带走公车，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连司机都带走，他们在获得提拔后更愿意通过这一方式把“可靠的人”留在身边，造成了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

　　公车从“公用”到“私用”再到“私有”，实质上是公权力的私有化。一旦公权力私有化，便会衍生出牟取私利的冲动，会借用公权力对公利上下其手。“现在社会舆论把公车私用看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坐公车的人却觉得理所当然。”叶青告诉记者，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的公车改革议案被拿到某省代表团讨论，结果竟遭到一片反对。

　　李雪勤分析，公车改革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公车使用者，他们是利益的直接获得者，当然愿意自己有使用公车的权力。如果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尽管得到了经济利益的补偿，但作为权力的象征和个人的较大自由度都会失去。第二方面是公车司机，他们作为公车的职业驾驶员，使用公车既让自己有了工作和各种福利，也有了自己享用公车的机会。如果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他们将失去工作饭碗及其单位福利，自己使用公车的机会也没有了。第三方面是群众的民意，群众主要担心公车货币化改革可能会给干部带来高额经济补贴，“车照坐还多拿钱”，加大分配不公。几个方面综合效应的结果，造成了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却难以整体启动。

　　2.治理公车私用，不能仅靠“堵”和“刹”

　　10月13日，云南楚雄州委外宣办发布新闻通报称，经调查，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决定对私驾公车出国的楚雄州农业局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赵朝魏作出行政撤职处分，并留党察看一年。而湖北随州市也表示，媒体报道的“湖北广水官员调任带走公车成惯例”情况基本属实，该市将纠正存在问题，并予以问责。

　　“公车私用问题的治理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行政管理的方法，以上两个案例就属于这类。这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主要是对违反公车使用规定的领导干部和司机进行纪律等处分，实际上这是靠‘堵’和‘刹’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办法往往见效一时，过一段时间后难保不会卷土重来。”李雪勤认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公车私用、高规格配备公车等问题的治理已经进行过多次，但往往几年后问题又会逐渐严重起来。因此，有必要采取治本的办法，比如货币化改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人都已买得起车，这也为公车货币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现在完全有条件推行公务用车的货币化改革，至少在经济和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应当普遍推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改革手段来解决职务消费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没有了固定属于某个领导的专车，自然也就失去了将公车私用的生存土壤。从今年8月起，在浙江省杭州市，所有的市管干部不论级别高低、官职大小都不再配备公车。除公检法系统和市政府3个驻外办事处暂不实施车改外，杭州自2009年起分三批对87个市级机关共计800辆公车进行改革，或拍卖或纳入市级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统一提供服务，同时分9档对公职人员每月发放300至2600元不等的补贴，在车贴范围内的公务活动一律不予报销。杭州车改，也因其改革力度之大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被认为是“治本”之策。

　　3.自发改革缺少后劲，期待自上而下统一的改革措施

　　“在惠州，公务用车跑到境外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广东惠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松告诉记者，从2004年起，惠州在全国率先对包括公检法等执法机关在内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进行了货币化改革，目前市直机关的执法车辆仅保留190辆。

　　“我们给所有公务用车都安装了GPS卫星定位系统，并与纪检监察部门的电子监察平台联网，实施在线监控，一经发现公务车辆偏离公务路线的，系统立刻发出警报，自动停油，随后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将给车上人员打去电话要求解释原因。”截至目前，惠州已先后完成市直单位、三区(大亚湾区、惠城区、惠阳区)、公检法及部分乡镇(办事处)的党政机关单位公务交通货币化改革，涉及95个处级单位，21个乡镇(办事处)的1.2万多名公务人员，公车数量减少59%，公车经费开支总体水平下降22%。

　　在公车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叶青看来，各地推行的公车改革模式中，“惠州＋杭州”模式最为理想。他告诉记者，目前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自发进行了公车改革，但尺度不一、标准各异，公车改到什么程度、发放多少车补，都不尽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自发的改革基本上都得益于当地“一把手”的强势推动，在一定阶段能够取得明显效果，但由于没有更高层面的明确支持，缺乏后劲，长期看难以为继，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倒退现象。

　　李雪勤则表示，比起公车私用问题，当前更应集中治理的是公车泛滥成灾的问题，这已经造成国家巨大的浪费。从不久前各部委公布的“三公”经费中可以看出，不少部委花在公车上的经费往往是绝对大头。因此，今年中央专门成立了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从4月份起至年底，分动员部署、清理纠正、重点检查、建章立制4个阶段进行，旨在通过边清理、边整改、边建设、边完善，堵塞管理漏洞，巩固治理成果，切实形成一整套完备、有效、严格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

　　“在我连续8年提交公车改革议案之后，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叶青对下一步中央推行公车改革表示乐观态度，“即便在今年初，有几个人敢相信中央政府的98个部门能全部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但现在不是基本上都做到了吗？只要有决心，公车改革就一定能推行。我觉得，现在的专项治理工作是公车改革的前奏，先摸清全国究竟有多少公务用车，才能确定下一步到底怎么个改法。我相信，只要中央自上而下统一的改革措施尽早出台，公车改革必将取得飞跃性的成果。”本报记者 姜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