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2011关于共产主义的青春对话，您好，我是主持人杨红。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从事外交事业近半个世纪，担任过中央领导人的德语翻译，并且曾经两次在中国驻东德使馆工作，两次在中国驻西德使馆工作，同时也是德国统一之后的第一任驻德大使，前后经历了九年的时间，而且是唯一一位见证了柏林墙的修建与倒塌的中国外交官，他就是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欢迎您梅大使。

　　梅兆荣：谢谢。

　　主持人：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是中国杂志社网络部的编辑于文，于文02年开始在日本留学，对于中国人在日本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与体会，今天的节目当中，于文可以从年轻人的视角带我们走进日本，感受年轻一代的外交使命，欢迎于文。

　　于文：谢谢。

　　主持人：梅大使，刚才我们介绍您的时候，谈到了您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做过翻译，而且据说老一代的领导人当中，您接触比较多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彭德怀等等，我们说给领导人做翻译，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一项工作，那今天想首先让您给我们回忆一下，就是您给领导人做翻译过程当中，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哪些呢？

　　梅兆荣：好，年轻的时候50年代末到70年代，我曾经为中央两代核心领导做过德文的翻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第一批新中国派到东德去留学的学习德语的外文干部。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外交部没有德语的外交人员，英文和法文我们是有了，德文的没有，所以我是第一次派出去专门去学习德语，然后回来以后做外交官的。所以1959年我是第一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做翻译，在这个之前我在使馆里给大师，给其他使馆的领导做过翻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当然是见了很多的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等等，其中当然周恩来总理呢，因为他也是外交部的直接的领导，我们相对来说，见的机会多一些，接触的多一些，受他影响也更大一些。

　　应该说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53年，也就是说我们当时被派去到东欧的留学的学生在怀仁堂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那么周恩来总理呢，当时就跟我们做指示，印象当中最重要的他讲了两点意思，一点意思就是说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俱兴，我们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派我们出去，就是为了向西方国家或者是东欧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以便回来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一个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为国家服务。

　　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学成归国。所以最后我们形成了一个概念，八个大字，学成归国，为国服务，这八个大字，一直陪伴了我们整个的留学生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拼命地学习将来为国家服务，那个时候个人没有什么任何自己的个人的考虑，就是为国家服务，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周总理给我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吧。

　　主持人：那您谈到了那是第一批赴德国学习的这样一批学生，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容易吗？或者说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

　　梅兆荣：应该说学德语是比较困难的，我原来是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就是说如果不去留学的话，再过半年我可能就毕业了，出来从事英语方面的工的作了，但是把我们调出来呢，转学德语，而德语是在外文当中对我们中国来说，应该说是比较难的一种语言。我们一点技术都没有，所以靠着两本字典，德汉字典，另外德国方面那是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派了比较好的老师专门给我们上课，另外也让我们给德国的同学住在一起，以便我们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可以学习德语，所以应该说是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德语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几乎是没有一个在12点钟以前睡觉的，都是要学习。这是第一年主要学德语。

　　从第二年开始上本科了，我学的是语言文学，你要知道我们德语的水平当时就像是个小学生的水平，而上人家的大学，又是语言文学，是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学科，当然可想而知，教授上面讲的大课，我们云里雾里根本听不懂，回来以后就是向辅导员，德国的辅导员啊，抄他们的笔记，抄完了笔记，自己再搬着字典一点一点的再啃。所以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经过三年的时间，我们的德语基本上打好了基础，但是说实在的我们的德语水平分数不错，因为他们给我们打的是5分，那个时候5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分，最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水平当然不如德国的学生，我们说这是个政治分、友好分。

　　那么当时呢，我们学的基础确实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来说，本来学成归国，但是呢，学了三年以后，因为工作上需要了，又把我们提前调出来了，也就是说没有毕业就调到工作上去工作，所以到工作上一面工作，一面又继续在学习，这么过来的。

　　主持人：那德育进步就会很快了。

　　梅兆荣：这个主要是靠功夫，没有别的捷径，就是死下工夫，死背，当你背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慢慢地对它掌握了规律了。

　　主持人：那于文是学日语的。

　　于文：是的。

　　主持人：在日语方面是不是也有梅大使同样的感受？

　　于文：是的，我是200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日语专业，然后其间2002年到03年作为人大和早稻田大学的交换留学生，到早稻田去留学了一年。刚才听梅大使讲，好像虽然我们年代差了几十年，但是学习的那种方法、艰苦程度，以及留学的条件都差不多，我进入大学也是从零开始，我觉得日语也很难，每天我们宿舍里的同学都是通宵达旦，没有睡觉，大家都在拼命的读书，搞得我是觉得非常疲惫，甚至都要放弃了，觉得怎么这么难啊？后来呢，很幸运的机会，我到早稻田去留学，那个时候离早稻田大学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地方，听地名就知道，是一个比较小的偏远地方叫高原寺，我住的地方就在那，是一个四平米的小屋，然后浴和卫生间都是公共的，空调非常陈旧，一打开之后，它放出的不是冷气，而是灰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了留学的道路。

　　当然了，到大学去听课嘛，全日语授课和其他的日本同学一起，几乎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只能录下音来，然后回来一点一点把它写下来，再慢慢查，经历了这种可以说是比较艰苦，比较艰难的学习吧，我觉得我才能和日本人在一些表达上有了比较顺畅的沟通。

　　主持人：其实学习外语的这样一个经历，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共同的一个感受，那刚才梅大使谈到了您五几年的时候，就是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被调到了驻东德使馆工作是吧？

　　梅兆荣：对。

　　主持人：在东德使馆做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个时候？

　　梅兆荣：我在使馆里工作，因为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主要一个是做翻译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外交文书，所有的外交文书由我来校对，由我校对或者由我起草，另外一个就是搞礼宾工作，也就是说安排宴请，大使的活动，开始时搞这个工作，我这个工作对我提高办事能力，了解外交的一些规矩，外交的礼节等等，很有帮助。

　　主持人：那个时候在东德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梅兆荣：那时候东德首先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跟我们制度上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应该说东德经济的发展水平，尽管它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我们曾经参加了他们修建的体育场，我们去义务劳动等等，我们刚去东德的时候，东柏林只有一条街是完整的，就是…（不清），所有到处是废墟，瓦砾，但是呢，这个国家的经济上的水平比我们还是要先进，他们的工人，工艺水平还是不错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菜石（音）工厂，这个工厂基本上他第一次是被美国的军队占了以后，掠夺了一番，把最好的机器，最好的工程师都弄走了，然后苏联的军队来了，又弄走了，剩下的东西没什么很完整的机器了，但是就是靠着这些不是很完整的机器，剩下来的机器设备，那些工人白手起家，盖成很有名气的菜石工厂，我们去的时候菜石工厂的产品已经是响当当了，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多羡慕的地方。但是东德当然国情跟我们不一样了，它有些制度上的东西，当时苏联的控制很厉害，这一方面跟我们是不一样，我们中国是独立自主的，我们自己可以作主，东德我的印象很深刻的，他所有的高级官员必须要在莫斯科的党校学习，中间的干部必须在国内的党校学习过。

　　所以说，他那些人一定要冠上苏联的意识形态，苏联的思想，这个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是土生土长的，他们这个共产党是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在人民当中扎的根是不深的，所以以后发展当然可以看出来的，就有很大的不同。

　　主持人：那您是在这儿之后回国给领导人做过翻译吗？

　　梅兆荣：不是，我是第一次给毛主席做翻译，就是59年，那个时候我在东德使馆工作，1958年底我回来休假，正好是1959年初，东德的总理格罗提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外交部的…司长就找我，他说这次你来当主要翻译，对我来说当然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我从来没有，虽然给大使做过翻译，但是没有给中央领导同志做过翻译，心里边很胆怯，但是呢，…司长非常鼓励我，你要放心，你一定能完成任务，要胆大一些，不要怕，鼓励我吧。第一次呢，我跟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格罗提渥，从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这是第三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我顺便补充一下，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就54年，周总理从日内瓦访问东德东柏林，我们31个留德的学生，都从来柏西（音）接到东柏林去迎接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三项活动，一个是德方的招待会，第二个是中国的答谢招待会，第三个是洪堡大学授予周恩来总理名誉博士的学位，我参加了。那么周总理给我的印象深刻，就是在他拿到了校长给他的名誉博士德证书之后，他发表了一个即兴的讲话，其中两点印象非常深刻，第一点印象就讲东西方文化是有差异的，应该要相互交流，相互增进，相互理解。第二个事情就讲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是第一次听见，所以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心中有数，我出来以后很可能将来要搞外交工作的，所以我们将来学周恩来总理那种外交的风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回头来讲，59年那次呢，周总理陪他去到机场接了格罗提渥，后来跟毛主席跟周总理会见的时候，会见格罗提渥的时候，就做了翻译，从那以后，可以说是我基本上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就成了中央领导同志主要的德文翻译了。

　　主持人：那给领导人做翻译跟给其他人当翻译，因为您刚才谈到，之前给好多大使做过翻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您觉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细节吗？

　　梅兆荣：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中央领导同志水平高，站得高，看得远，而且有些事情你平时的时候接触不到的，他要讲的东西你必须要懂，必须要跟得上，大使讲的，因为你整天在使馆里工作，你跟大使接触的比较多，所以他会讲什么，另外接触的是什么一些情况，我毕竟熟悉，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胜任一些。给中央领导同志做翻译，心里很没有底，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毛主席见格罗提渥的时候，用了一句话他当时讲，用了一个词要引蛇出洞，我一想，引蛇出洞什么意思啊？后来我想引蛇出洞，就把蛇从洞里引诱出来，然后打它，这个意思还是到了，还是符合毛主席讲的原意，但是我一开始愣了一下，而且呢，各个领导同志的口音也不一样，周总理的口音，苏北口音我基本上能听得懂，邓小平的口音四川音，也是很清楚的，但是毛主席的湖南音就非常难，有的时候我就听不懂，听不懂的时候旁边的人就告诉我什么意思，否则的话，这是要抓瞎的。

　　主持人：就是再翻译一次。

　　梅兆荣：对，就是从方言带口音的中国话变成普通话，然后我再翻译，当然这种情况之下呢，也不是很多的，因为大部分还能够勉强听得懂，但是增加了难度，因为你听的不是那么很容易了，你就要竖起耳朵来听，非常紧张地听才能听懂。

　　主持人：对，我记得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说，翻译就像一支美丽的天鹅，它的上半身永远都是亭亭玉立，妩媚动人，而你看不到它的下半身，它的下半身是在水中不停地扑腾。在普通人看来呢，给领导人当翻译是很风光的事情，然而这风光背后也隐藏着极大的辛苦，于文怎么看呢？

　　于文：非常深刻的就是我第一次做领导的翻译，那个是我2005年，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一个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图片展，地点是在东京。当时呢，有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领导，还有日方出席的有日本前首相和当时的外交大臣，就是外交部部长他们共同来参观这个展览，我来做翻译。2005年是我毕业的第一年，就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年，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孩，紧张确实紧张，多少也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是站在这两边领导中间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紧张袭来，因为他们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因为他们需要我把他们彼此的话传递给对方，这样才能进行交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是担负责任的，我的这个工作很重要，绝对不能有差错，要万无一失，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作为一个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刻的感想。

　　那么就在这个翻译过程中，我也发现到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中国的领导和日本的领导，他们都是站在自己本国的立场上进行发言的，这个本国的立场的发言，通过我的翻译和传递，或者说是不能按照对方的思维，就这样原原本本的翻译出来的，举个例子，比如说钓鱼岛的说法，中日两国是不一样的，在这些细节问题上，我也是感觉到了翻译工作的困难。

　　（片花）两代红色青年的人生对话，一种关于主义的信仰传承。2011关于共产主义的青春对话。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新闻天天谈》光荣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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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那梅大使刚才我们谈到了， 在给领导人做翻译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语言方面的快速反应，给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外，那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给您带来一些影响呢？我记得您谈到过周总理给您印象比较深刻？

　　梅兆荣：对，因为这一点不是因为他翻译原因了，因为我是外交部工作人员嘛，比如1966年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去访问，回来的时候顺访巴基斯坦，一个我记得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说轻车简从，就是说周总理不带不必要的人陪他去，我们整个代表团，那个时候反休斯敦（音）很尖锐的时候，去罗马尼亚讨论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如何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罗两党之间的协调行动，我们交换看法，应该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而且周总理去的话，每一次去的不像现在，就要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我记得到阿尔巴尼亚去访问，十万人，在地拉那十二万人讲话，地拉那整个人口，那时候还没十万人，都从郊区把人用小火车送到地拉那参加的，所以任务很艰巨。但是一共代表团包括翻译，三个记者，还有速记，还有陪同人员，一共这17个人，中间一个特别细节，就是周总理呢主张的，医生不要带了，尽量地精简人员，后来还是我们另外一个部门的领导同志说了话，说这个医生不光是为你周总理的健康，也是为全团的健康做服务的，周总理才答应允许医生可以去。你可以看轻车简从多那个什么，另外周总理非常简谱。他出去穿的衣服，就是他平时的时候穿的差不多，半新旧的，没有新的时装，另外有一件衬衣，还是打了补丁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个感触，当时的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每一个场合都换一套西装，因为我们很新鲜啊，我们住的宾馆，就是齐奥塞斯库住的地方，他让出来给周总理住的，我们住在这个宾馆里边，就看到里边那个豪华，那就是非常吃惊，当然按今天的眼光来也不算什么豪华，但在那个时候的话，中国我们比较土啊，66年嘛看到这个情况就感到很新鲜。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就知道周总理确实是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与众不同，给我们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是我记得一个印象的。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讲的故事，特别使我感动的，就是实事求是，周总理非常强调实事求是。1967年，我们驻东德使馆发生了一个车祸，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22：23，也影响了我们驻东德使馆的一些同志。所以他们呢，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没有做客观的分析判断，就认定这是东德修正主义谋害我们人员，因为我们这一车子从东柏林出发到…22：40，半路上出了车祸，死了4个人，1个受伤，一车子一共就5个人，而且是采取了一些基础的行动，没有经过向中央请示，就向东德外交部提出强烈的，最最强烈的抗议等等。后来我们国内就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我是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当时调查组有外交部、公安部和卫生部人员组成，还有法医，有交通问题专家，具体工作我是以主管的副处长，所以我负责做具体工作了。走以前，周总理就给我们指示，要实事求是，不要先入为主，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在重庆的时候，当时周总理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等等，他这个秘书叫李少时（音），有一次坐了他的车子出去，被国民党的一个士兵一枪打死了，当然有人就怀疑，国民党是要谋害周总理，但是后来事件经过调查证明，这个士兵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车子是周总理的车，根本也不知道车里坐的是谁，所以他主要想拦这个车子，结果没拦成，他顺便一枪把周总理的秘书给打死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来教育我们，不能先入为主，不能想当然，必须要实事求是客观地。所以这样一个指示，我们根据这样一个方针来调查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

　　所以我觉得周总理这个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周总理是一个非常模范的实践了这个实事求是，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以后我在工作上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是秉持了周总理的精神来处理，事情就办得比较准确，比较妥贴。

　　主持人：看来确实是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周总理把实事求是的精神应用到国际交往当中，形成了新中国独创的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外交风格，当然我们说这种风格和精神也确实是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后来人。那于文在工作当中，曾经近距离的接触过温家宝总理，听说给你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是这样吗？

　　于文：就是我后来在东京从事记者工作，也很有幸的采访了我们领导人的一些出访活动，比如说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那么在这些过程中呢，我有比较好的机会能够与领导人有近距离的接触，让我印象很深，也是很感人的一个情景呢，是温总理在访日期间，有一天早晨，他要做早锻炼，就来到了日本东京的代代木公园，和当时公园里的这些日本市民一起晨练。当时他就穿了一身轻松的运动服，就非常平易近人的形象，平易近人的走进了公园，平易近人的和这些日本市民亲切交谈，他说的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对着一个晨练市民说，我是温家宝，非常简单的自我介绍。那么这件事完了之后呢，我对这些和他一起晨练的日本市民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激动，他们首先觉得很自豪，我能和中国的总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一个早锻炼，首先没有想到。第二感到很激动，第三觉得很荣幸。同时呢，他们心目当中对中国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国的总理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总理。那么中国人是很有亲和力，中国这个国家并不像报道中说的那么可怕。

　　主持人：于文说到这儿，让我感觉到，在对外交往当中理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须要有一个相互认知这样一个过程，那说起来中德关系一路走来也并不是非常容易的，波折也很多，梅大使曾经经历了中国与西德的建交谈判，当时您做了哪些工作呢？

　　梅兆荣：谈判过程呢，1972年8月17号开始的，那天呢我是在做东德使馆的外交官，国内就派我从东柏林带了两个工作人员，一个纪要员，一个报务员，经过西柏林，东西柏林那个时候还是封锁的，只有外国人通过的，我们用外交官证就可以直接通过的，就是查理检查站，这是美国人在看守的，到西柏林机场去，然后到伯恩克罗（音）飞机场去参加谈判去。我那个时候参加了，当然有个细节是比较值得（讲的），当时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们谈判代表是王束（音），当时他是新华社总顾问的记者，我主要是他的谈判助手，我是唯一的外交官，他是个记者，他还不是外交官呢。

　　主持人：这比较罕见啊。

　　梅兆荣：所以，但是中央任命他了，因为他在伯恩联系，而且做了不少工作，之前的工作。我去的时候，德国外交部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到西柏林机场来接我们，当时我们不认识，我们就是事先约好一个暗号，到机场上相似，是不是？当然我们中国人这个面孔是可以认出来，当中国人不是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很多啊。所以大家商量好他手里拿一份每日进报，当时西柏林说了，我们也是每天都看的，我也拿一份每日进报，所以作为一个暗号，因为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手里拿一个每日进报的，不是说德国人都拿一个每日进报，一看这样的话就会识别，就用这个办法相互识别到机场相互接头了，就好像有地下工作这个味道了，其实这个时候主要是完全很简单的办法了，而且我们出去要保密的，因为谈判在什么地方，不要去干扰，我们到了伯恩以后，我们记要员，报务员工作非常出色，都是精干的，外交工作人员使用设备很简单的，报务员去外面买了两个竹杆子，当天下午就在房子上架起了天线，然后当天晚上就跟北京联络上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谈判。

　　主持人：这也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上，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了。

　　梅兆荣：对，很少有这种形式，一般的人，当时以为中德谈判可能在巴黎，或者是在瑞士，没想到就在德国外交部。所以这次应该说这个谈判是保密保的是出乎意料的好。

　　主持人：是，其实提到中国的对外交往很多大型的赛事也是展示我们国家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知道08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于文是在日本，那在日本看到我们奥运会的开幕式，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于文：08年8月8日，对于日本来说其实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甚至好多日本人不知道那天是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虽然我们使馆还有我们留学生团体在日本都有一些庆祝活动，但是我很想了解一下日本人在这天，在这天晚上都在做些什么，后来我就到了一家特别小的酒馆，小到只有十几个人可以容纳的这么一个面积的酒馆，后来我就坐进去，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喜欢工作之余去小酒馆聊天喝酒嘛，同样那天呢，气氛很热烈，大家都很高兴在交谈，正巧那个酒馆里在下场直播奥运会的开幕式，当大脚印的礼花开始播放的时候，整个酒馆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屏幕，当我们国旗升起的时候，这些日本人欢呼起来了，后来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他们就握着我的手，他们很激动，他说你们中国真棒，当时我也非常的激动。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国家一次成功的形象展示，很成功的传递给了外国，让他们首先看到了真实的我们，并且为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形象感到自豪，或者是对于我们有所称赞。接下来呢，又把他们这种自豪传递给了我，我感同身受，同时我受到了他们的表扬，就可以说我是国家形象传递的受益者。

　　由此我就想到小时候，我说我为祖国而骄傲，我为祖国而自豪，读这些课文的时候，可能仅仅是停留在语言表面，但是就在那一刻，他真的变成一种感情，从我的心底荡漾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国家真的很了不起，我作为中国人我真的很骄傲，同时呢，我看到那么多的日本人，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也为此而欢欣鼓舞，我也觉得我们的人与人的交往，心与心的沟通，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这种自豪感还有这种人的共通的感情吧，还是非常浓厚的。

　　主持人：是，这让我想到梅大使曾经翻译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理解中国》，如何让外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于文在日本期间，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中国人如何在爱国人面前正确的展示自己。

　　于文：有的，比如说我想，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要自己有一个意识，自己是民间外交的一个主体，因为互联网技术已经发展至今，这个信息的传递已经变得非常的便捷，我们以前那种封闭的情况下，可能外交只是国家行为，只是某一些极少数人他们在做的事情，但是如今不同了，我们可以到外国去，我们与外国人面对面，我们在中国，中国有很多外交人，即使我们不能见面，通过网络，通过各种途径，都是在无时无刻的进行着交流的。那么我们自己一个个人，就变成了国家形象的一个缩影，这个意识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在日本的时候，我非常惊异地听到一些日本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他问，你们北京现在每天8点钟还是自行车如潮吗？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个是我小时候才经历，现在都快遗忘了的情景，他们为什么还觉得当今的中国是这样？可见我们的信息传递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的薄弱。那么此时我就要告诉他们，现在人们都羡慕骑自行车的，因为他不需要和汽车争，汽车都在那里堵着停滞不前，可是自行车去能自由穿行。那么通过我的一句话，一个介绍，甚至我可以给他看看图片，或者告诉他你去上上网看看，那么我们的形象，就通过我一个个人，传递到了对方的眼睛当中，他头脑中的中国印象就改变了，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个人行为，但是他却起到了一个国家形象，甚至说是一种外交的作用。

　　那么还有一次，有个日本人很不客气地跟我说，我喜欢你这个人，但是我不喜欢中国，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是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你喜欢我却不喜欢中国，这怎么来解释呢？那么也许在他的头脑当中，把个人和国家割裂开来了，那么让他不喜欢中国的印象从何而来呢？我想肯定是来自于一些报道，可能是我们中国一些不好的事情，因为没有国家是十全十美的，必然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更加是因为日本媒体的炒作。那么同样是因为中国的个体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它对这个国家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我们个体的正面影响去给它一个良好的印象呢？所以我就想，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当今这个时代，要担负起个人媒体，民间外交的重任。

　　主持人：梅大使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总结的话，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包括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外交交往上面有没有什么期待呢？

　　梅兆荣：我觉得我们在外交交往方面，首先我们应该，一个是要保持谦虚谨慎，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口气大了，所谓财大气粗，实际上我们跟外边的情况也是有点了解不够的，因为外国来说，像欧洲来说，尽管他们也有穷人，他们的穷人和我们的穷人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穷人是生存问题，温饱问题，他们那个穷人就是奢侈不够的问题。所以这个不一样的，我们也要看到人家，发达的程度还是比我们高，总体上来说。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应该对自己确实要有自信心，不要认为外国的东西都好的，其实我们中国的东西很多好的东西，你只有自己对自己的东西热爱，对自己的东西非常了解，你才能够更好的向人家进行讲解，使人家折服，第三你就要研究对方的方式方法问题。其中体会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就是外语条件，我们现在中国人说外语，应该说是非常普遍，但是学好真不容易，你真正要向人家介绍我们中国，使人家理解你，我觉得没有非常好的外语恐怕就不行。有的时候我一个感觉，在一次场合之下，一肚子的话要说，就是说不出来。德语来说我就比较容易，英文的话我也可以，但是我就不那么自如了，就不行了。所以这个语言虽然是个工具，但这个工具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对外交流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逐步逐步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样使我们的国家，不仅是实实在在经济也好，各方面也好，但是确实也能够使人家接受，不要成为一个刚才讲的，我喜欢你本人，我不喜欢你的国家，这个看法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他对我们国家有成见，有偏见，我要解决他的成见和偏见。

　　主持人：是，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民众都是外交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人也都可以称作是外交家，那如何树立中国的形象，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好的，谢谢梅大使和于文，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梅兆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