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会见

　　在1958年初夏，李岚清打电话给我说：明天你到74栋招待所，替我记录一下饶厂长一个报告草稿的纲要，我因临时紧急的事要处理，你就去吧。我说：我怕不行。岚清说：你笔头快，就是记一记纲要，有什么不行。于是第二天下午2点多，我赶到74栋三楼一号大套间，我说明了来意，我记得接待的人把我介绍给藤伯乐，他说：是的，是的。于是搬个椅子带我到里间饶厂长的住处，他躭在床上，经声的说：座下座下。我座在他床的小桌边上，他们又给我一些笔记纸张和两把铅笔。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近距离的见到饶厂长，心里很紧张，但饶厂长并没有很快说话，似乎在思考，我只见他抬起脚来，一个脚在不停的摇圈子，于是我几乎忘了我的记录，把注意力跟着他的脚在转动，于是在紧张之中又带来些好奇和轻松感。过一会饶才说话，这个报告的题目就叫……。接着又停一下说：不，不，题目要改一下，这样说不深刻，改为……。又说：重点要说清楚两点，一是……，二是……，但不时在说中要改，停停说说，有的自说自解的话，不属于报告的内容的，这样我过一段时间有了些理会，但也尽量把它记下来，大约有一小时，他说：就这样了。他没有看记录，我把草稿当即交了，这种方式作记录我是头一次遇到，难度很大，头上冒了汗，我想一定没能很好的完成记录的任务。

　　落难在上海

　　1974年6月底，我接到李岚清一封信，后来又来电话说：饶斌在二汽边抓生产边挨斗，身体极度衰弱，准备到上海治病。你抽空到上海配合一下工作。并告诉我关于医疗事务已告他的舅舅，华东医院胸外科主任吴善芳，你可以找他听取他的想法。我回复马上就办，我托个事赶到上海，饶斌已同期到达上海，住在东湖宾馆，我即到宾馆看望饶和他的夫人张矛，他虽然身体不好，但心态很好，还热情的和我交谈，表示尽快把病看好，回二汽抓建设，还请秘书刘颂亮买水果请我吃，后来颂亮到香港工作我们有经常往来经历。

　　在吴大夫的协助下，饶住进瑞金医院，据主管大夫说，病人状况已十分严重。一次我们从医院出来，吴大夫很关心对我说：我看你身体很瘦，是不是也到医院，我也给你检查一下。我说：现在不急。我觉得吴大夫虽是上海名医，但为人十分和谐，诚恳，他多次为饶的治病来回奔跑，在大夫们的精心医治下，饶的病况有了较大的好转，但我想不到在一年多后，吴大夫到北京协和医院开会，还想起给我检查身体的事，给我打了电话，说下午有空你到我这里给你检查身体，于是我和蔡诗睛等五人，开车到协和医院，和他一起的还有华东医院的胸内科主任，两位名医替我们每个人做了检查，在进行诊断意见时是用英语交换意见的，然后再写出来，一点不含糊。

　　我在上海十多天，因当时汽车局有急事要我们回去，我只好请赵昌伦来上海，让他一起能帮助做些工作，后来才知道，大约在9月初，饶斌在上海医治差不多了，又回到二汽去工作。

　　重视零部件

　　1959年底，我跟随饶斌从一汽到北京汽车局工作，领导上分配我做零部件规划工作，从此我相当时间里从事零部件工作，直到现在仍对零部件事业的发展感兴趣。

　　1978年当时机械部已经和国外跨国汽车公司，如通用、福特、梅得塞斯。朋驰等进行谈判和交流，有时饶斌、胡亮叫我列席听会，一次会后饶斌对我说：为什么请你来开会，这是如果一旦和国外汽车公司合作成功，那就有个零部件国产化工作问题，你要好好注意。之后，我在国内外业务活动中，特别是对日本汽车企业活动和交流中，注意听取他们搞国产化工作经验。

　　1983年秋天，饶斌专门找我谈准备召开一次汽车零部件国产化会议的准备工作，他说：这个会叫“汽车零部件新产品起步会议”就在上海召开，上海与大众汽车公司的合作有较好进展，还有北京和克莱斯勒合作也搞起来了，这样零部件国产化工作要跟上，你到上海和北京的配件工厂做调查，然后拟定召开会议的计划。这样我到上海，在上海拖拉机汽车公司支持下，派一名夏副总工程师，我们两人到上海各种配件工厂进行调研，花了一个多月，跑了40多个工厂，后来又到北京，进行了半个多月调查，回来后我向他汇报，现在的配件工厂水平还十分落后，上海多是“弄堂工厂”，北京也是“胡同工厂”，要花大力气的改造。他很有感触的说：看来零部件国产化难度要比想像的大，但还是要从早抓起来。过几天他又找我问到，昨天在与外商谈判中，他们问你们会不会搞轿车的消声器？你再去北京看看，我到北京跑一大圈就是找不到消声器工厂，只看到个别大的汽车修理厂里，用手工敲打办法修补消声器。他听后摇摇头说：轿车零部件的国产化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上海会议的准备工作一点也不能放松。

　　1984年7月初，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召开《汽车零部件新产品起步工作会议》。饶斌在开幕会上作了动员报告，讲了约三小时。这是我们汽车零部件工业一次历史性重要会议，会上第一次提出零部件企业要为国外引进和合作的“五车一机”国产化服务，（即上海桑塔纳、北京吉普、重型汽车斯梯尔、南京依维柯、天津大发和康明斯发动机）；第一次提出为了搞好国产化工作，零部件企业自身也要引进国外的各种专业产品技术和进行重大的技术改造；第一次提出零部件企业的产品研发重点的要从目前的卡车零部件，向轿车零部件转向，进军；第一次提出重点的零部件企业都要建设专业的产品研发中心和实验室，培养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经过全面的改造和提升后，要建设一批具有真正能实现零部件国产化的“小型巨人”，零部件工业就有很大的希望和前景。会上还组织了200多配件企业与“五与一机”企业签定新产品开发协议，尽管这项工作实施起来难度相当的大，但为我国国产化工作的起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1982年饶斌就指出，要组建一个汽车零部件公司，公司尽可能向实体化方向发展，也要用多种方式联合一批好的配件工厂，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实力来抓国产化工作。1984年春，国家在武汉召开扩大企业权限的体制试点研讨会议，总的想法国家要放权，将企业放到市里，并扩大企业发展的权限。正在此时，饶斌找我到他办公室，他说：你尽快到武汉参加企业扩权研讨会，并且去找省委的黄知真书记和国家经委，我和知真同志已联系过，要尽努力把湖北几个零部件企业收归中汽来管辖。随即从桌里取出一封给黄知真的信，我立即去武汉，以国家经委工作人员身份住进东湖宾馆，并且向黄知真秘书联系，很快的到黄知真的接见，他说：饶斌同志想法我是支持的，但会议很复杂，中央各部委都参加了，大家看法有分岐，我会努力帮助的，请饶斌同志放心。的确这次会议讨论是新议题，怎么个放权看法各不一致，因此会议一拖再拖的延长研讨时间，最后在“五人小组（会议决策小组），同中央和地方领导参与讨论公告时，让我旁听，黄知真是“五人小组”的组长，我记得那时将武纲等大型企业都放到武汉市里，谈到几个汽车配件厂归属时，黄知真说：武汉市的汽车工业很薄弱，这几个厂不如交给中汽去管理，会发展得更好些。这样在公告中正式确定了这几个配件厂的归属问题。我立即打电话向饶斌报告，我在电话中听到饶十分高兴的声音，他说：很好，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陪同在哈尔滨

　　1986年3月底，我接到丁志宺电话：饶斌即将到哈尔滨参加建市40周年活动，他意见让你陪同他去活动，主要是还要参观汽车行业的工厂。我即先到哈尔滨，会同黑龙江省汽车工业协会王理事长，商讨接待事宜，计划分为两阶段，一是庆祝活动由市里为主；二是活动告一段落由省汽协负责安排。在市里活动后，我们接饶斌和张矛到宾馆，当时我看到没见有人陪同，我问：为什么没有带秘书？饶斌生硬回答：我都退下来了，要秘书天天跟着我干什么？我不要秘书。这样我们就不敢再问，我这所以提出秘书问题是因为我见过饶参加舞会时，跳了几遍舞后，有护士给量血压，我怕安排不当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由于省协会安排，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行在一起。也就比较随意了。饶说这次参加哈尔滨40周年活动，大家把他当为第一任哈尔滨市长，大会宣布了我去更正，我只是第二任市长，这是误会。我们问他在加革命经历，他说年青在上海医学院学习时参加地下党的。我说：我知道在现在上海军工路靠近五角场那个地方是医学院旧址，两层灰色大楼可不大。饶说：那时学生也不过百把人，但也算是一个有些名气的学院了。几天后，他看了七、八个汽车配件厂和哈尔滨微型汽车厂，都和厂领导交谈，看上去是很高兴的，他告诉我下一站他去长春一汽，到一汽你就放心，不用陪同了。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原有一座50年代初建成的六层的灰色大楼，那是当年汽车局和中汽公司的办公地方，饶斌退居二线后，很少去办公，只有开会时才来。一天早上他来上班，但老旧的电梯坏了，人们看到他穿着中山装和布鞋，很吃力的迈步上楼，后面年青人群想越过去，但被人栏住了，大家都跟着他后面一步一步的走着，中国汽车工业就像这位老人那样稳重又艰难的步伐，坚定的往上走，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