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的领导人开始学习“合资经营”，但是找不到“教材”。李岚清回忆说：由于听说通用与南斯拉夫办了一家合资企业，就通过驻南使馆找来一些资料，但是看了以后觉得参考价值不高。还有部分领导到北京大学去听外籍教师的国际法讲座。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一机部副部长饶斌向美籍华人沈坚白请教合资问题。沈先生在中国讲学，主要讲美国企业的管理与经营。沈坚白说：“我每次讲管理的时候，都是讲八条，其中最后一条是合资。有一天，有个穿得西装笔挺的人对我说：沈先生，你今天是不是花一半时间讲讲第八条，讲合资，怎样做合资？合资的好处和坏处，我就问他贵姓，他说姓饶，叫饶斌，是一机部副部长，也是汽车局的局长。”

　　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谈到了自力更生和依靠 外资的关系。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我们是欢迎的。

　　1987年5月25日至29日，根据赵紫阳同志的批示精神，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决策咨询协调小组在湖北十堰召开了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上，饶斌同志在讲话中谈到合资和国产化问题。他说：“现在对合资企业有各种议论。我的态度是，对改革、开放政策，什么时候都不要动摇信心。当然，合资要以我为主，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有自己的要求、愿望。但要真正地去学习，就要很好地向人家求教。当然不要做过了头，丧失了立场。这不像跟苏联专家一样，就是对苏联专家，也不要做过头的事。跟资本主义国家搞合资，要千方百计地学技术、学管理。合资中遇到的问题，要谈，要顶，要据理力争。我们要想尽办法搞好合资企业，消化技术，学会管理，为我所用，并培养自己的研究开发力量。”“你引进技术，达没达到要求他不一定管……合资就不同了，他不会这么干的，每个零件他都要过问达到了什么水平，他的下一代产品与技术也要继续转让给我们，这对我们有好处。”“我看对合资办厂不必担心，我们不会上当。”

　　在这个会议上，中汽董事长李刚同志也有个发言，他说：“我们对外合作，应是建立在中外双方平等互惠、共担风险和共同受益上。总的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外汇资金、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销售市场；而对方的需要却是外汇利润，其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外汇平衡。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项目的合作和出口，来偿付外汇的支出（利息、利润或本金）。希望外国人来负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往往是行不通的，双方为此而讨价还价。我认为，在中国同外方合作办企业，主要应由中国人负主要责任（外国人独资除外），因为外国人所提供的无论如何只是一些必要的条件，而企业的组织和活动是由中国人来实现的。因此，即使是合资，也不可能把工业办不好的责任全部都推到外国合资者的身上。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和外国人合作的程度越深（如合资经营），则我们能学到的知识越多，外方的责任越重，我们也就越合算，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这样做我们到头来主动性越来越小。如果企业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不好，价格没有竞争力，不能出口，要赔款偿付不了外债，我方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当前汽车工业的三项合资企业，都在利用CKD来维持生产，长此下去，外汇无以为继。这种状况对我们的压力，实际上要比外国人大，我们的责任也比外国人重。因此，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对外合作方式，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合作企业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