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当时分管外经外贸工作的谷牧同志考察西欧回来，在向中央汇报当中，在谈到加强技术引进工作时，提出了付款问题。谷牧在会上提出可按国际通行办法，采取多种方式。

　　一直以来，我国在引进技术装备时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延期付款方式，这种办法利息较高，不大划算。当时谈得比较多的是利用中国银行在国外吸收的外汇存款。

　　1978年，通用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团访华，在洽谈中，通用公司向中方介绍了很多合作方式，其中包括合资经营。

　　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记载：“他们在谈到‘合资经营’时，出现了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英语词汇joint venture。尽管我们懂得一些英语，知道joint是共同或负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该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这时，墨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转让技术，而不谈合资经营？也就是我们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一个合资经营的企业。’当时，我们请他们对joint venture作出解释。墨菲就让他手下一位分管对外合作的经理，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合资经营的涵义。他介绍了通用公司在英国、波兰、南斯拉夫等国举办的合资企业的情况，强调合资经营的好处是：1、合作双方有长期合作的责任感，共同搞好企业，双方关心投资效果；2、可以充分利用通用公司的管理经验和产品销售的经验；通用汽车可以不断地将该公司的产品改进，将先进制造技术及时给与合资企业；4、通用公司在产品出口方面可以提供方便和帮助；5、通用汽车公司对合资企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和经营管理方面提供支持。对于通用公司来说，如果成功举办了合资企业，就等于进入了合作国家的市场，这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李岚清说：接着，通用公司的一位维茨先生作了进一步的说明，1、投资比例问题，通用汽车公司的投资比例可以从10％到90％，比例多少可以由中方决定；2、合资企业的领导，由合资企业投资双方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可以由双方商定比例，比如他们在南斯拉夫的合资企业，董事会由9人组成，南方占5名，通用占4名，董事长由南斯拉夫方面出任；3、企业管理人员的组成可以根据各国的情况，有多种多样的做法，通用在南斯拉夫的工厂里只派有顾问，没有直接派出管理人员；4、中国可以与通用公司合资，也可以与通用在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公司合资。合资有利于减少进口的限制，因为各国都在搞贸易保护政策，产品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汇率经常变动，因此应该长期投资合作。

　　墨菲打了一个比方：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这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李岚清说：听了通用的介绍，一方面感到新鲜，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又觉得尽管他们说得有道理，但实际上不可能，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呢？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我能同你结婚吗？

　　按当时的有关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汇报，领导小组的简报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谷牧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传阅，邓小平在这份简报上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

　　一机部领导看到这份批示后十分高兴，立刻通知正在谈判的重型汽车、北京吉普、上海轿车等项目，指示都可以谈合资。

　　有意思的是，墨菲先生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使中国人开始知道什么是合资经营，但是当他回到美国在董事会上汇报和中国合资企业的想法时，却遭到了董事会的否决。那时，中国人不了解世界，世界也不了解中国。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吸收外商投资举办股权式的中外合资企业，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权益、共担风险，不造成债务负担，比使用外国贷款对我们更为利多弊少，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起草中议论较多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税率定多少。要给外商投资者以优惠，有关同志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到底优惠到什么程度合适？几经研究，定为30%，加上地方所得税3%，共33%，略低于东南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另一个问题是外商投资比例问题，起初参照印度等国的做法，拟限定外商对一个项目的投资比例最多不超过49%。后来在反复讨论中，荣毅仁提出我国的问题是要鼓励外商投资，不宜限定外商投资的最高比例，相反应当规定最低投资比例要求。大家认为有道理，后来就确定了现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关于外商投资不得低于25%的规定。

　　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说：“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