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范文清 北京报道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将在本周再度进京，这次他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向外界传递信息的关键词也由“沃尔沃”变为了“治堵”。

　　李书福将向本次两会提交的提案之一为：《如何解决汽车消费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

　　他的建议是，汽车消费税应在汽车上牌时由当地政府征收留用，这样地方政府将有专款用于道路修建和停车场建设，从而有利于解决停车难和交通拥堵问题。

　　去年年底，随着北京摇号购车政策的出台，因车辆快速增长引发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瞬间成为地方政府、汽车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话题。

　　李书福认为，北京的汽车限购令，不会改变中国汽车保有量继续增长的状态，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应更多通过财政税收杠杆来调整。

　　“把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从依靠卖地引向依靠养车，将会调动各地政府治堵积极性，也有助于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地。”李书福有些得意地认为，他的这一治堵招数是一箭双雕。

　　“在哪里上牌就在哪里交税”

　　李书福认为，北京出台摇号购车政策的根源就在于“汽车消费税由车企直接上缴中央财政”这一规定。

　　汽车消费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中新设置的税种，是在汽车产品征收增值税基础上，再征收一道消费税，以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目前，我国汽车消费税按照不同车种排气量的大小设置了3档税率，作为国税的一种，由汽车制造公司上缴中央财政。

　　“汽车消费税不归地方政府，地方在快速增加的汽车销量中没有获得更多收益，相反却在承担汽车保有量快速膨胀后的交通拥堵成本，需要为解决停车难、用车难等问题而耗费巨资。”李书福说，“一个对政府而言获益越来越少的事情，政府当然会做出限制其发展的冲动。”

　　为此，李书福在这次两会提案中提出，为调动地方政府解决道路拥堵和停车难的积极性，建议汽车消费税在汽车上牌时由当地政府部门征收留用，让地方政府专款专用于道路建设和停车场建设等。

　　此外，李书福认为，成品油消费税也应由地方政府征收留用。“这样哪里的车用得多，哪里的汽车消费税就收得多；哪里的油加得多，哪里的地方财政就收得多。这样两者结合进行改革，地方就会有积极性来造路、建停车场，舒缓交通拥堵。”

　　在李书福看来，他的这一治堵“妙”招，在目前中央力促各地出台房地产限购政策的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随着各地楼市限购令陆续出台，地方政府靠卖地已经不能实现财政收入的大幅增收，如果将汽车消费税转交地方，使其从依靠卖地转向依靠养车来获得财政收入，也将有助于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地。”李书福对记者说。

　　关键在能否保证专款专用

　　不过，李书福自觉得意的治堵“妙”招，在重庆交通大学教授王健看来，却有些未中要害。

　　“汽车消费税属于中央税，中央税本身就有一部分专项用于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中央税这一块，地方也有一定分成，所以将汽车消费税转交地方财政以解决拥堵的做法，有些不搭界。”王健对记者说。

　　近年来，由于乘用车销量增长迅速，汽车消费税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汽车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分别增长55.8%和54%，税收增收额占全年税收增收额比重超过30%。

　　王健认为，将汽车消费税专项用于道路和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想法值得提倡，但是这和是不是中央税、地方税的税种性质没有太大关系。

　　“税种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即使将汽车消费税转交地方管理，地方政府能不能全部将其用于交通设施建设，在现实中也很难监督、保障。过去，地方政府征收的养路费经常挪作他用，也没有任何惩罚措施。”

　　在王健看来，加强税收专项资金的监督管制，比改变税种性质更有实际意义。而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为名设置或改变税种性质于情于法并不合理。

　　“征收公共交通税解决停车难”

　　王健在公共交通建设领域有多年研究，他对停车难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征收公共交通税来发展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个人用车成本，进而使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代替私家车出行。

　　王健的这一方案取自巴黎经验。自20世纪70年代初，由法国总统签署颁发了“关于巴黎及其相邻省份的有关单位应缴纳大巴黎地区公共交通税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在10万人口以上城市中，除了一些公益事业单位外，凡雇佣9名雇员以上的企业均需按工资总额提取1.2%-2%的公共交通税，巴黎市区交通税率为2.4%。

　　公共交通税征收后，由巴黎交通管理委员会每月分配给公交总公司、国铁等交通企业，以弥补公交事业运营中的亏损，同时投资公共交通事业的基本建设，为巴黎发展公交优先战略保证了资金来源。

　　“这是一种全民建设公共交通设施的尝试，使市民愿意放弃使用成本较高的私家车出行方式。”王健对记者说，在公共交通的费用征收、投放上，政府应该设立或指定部门来执行，这样才能做到专款专用。

　　这种设立专一部门解决汽车社会面临的问题的想法，李书福在本次两会提案中也有涉及。他提出，政府应成立中国汽车社会研究课题组，为中央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通过发挥市场作用，使中国在向汽车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少走弯路，使汽车消费产生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