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热议
近年来,因学生乘坐不规范校车而引发的伤亡事故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不仅严重威胁着广大中小学生的人身安全,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进入"十二五",解决校车安全问题、推进校车工程发展,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全国人大代表、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进巅
汽车消费税是1994年国家税制改革中新设置的一个税种,为了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对汽车产品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征收一道消费税。目前汽车消费税是在汽车制造公司作为国税征收上缴中央。
——全国人大代表、吉利集团董事长 李书福
根据目前国家相关制度及汽车实际使用情况,目前汽车使用成本除燃油费用外,还有汽车相关保险费及车船使用税等,为此在降低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上建议在部分保险费用、车船使用税和车辆购置税上给予一定优惠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左延安
短期内北京的治堵方案尚可,但长期看,应该解决道路"毛细血管"不通的问题。要使北京的街区变小,疏通主干道以外的其他道路。为此,要拆墙。北京要建成世界大都市,就必须打通大机关、大社区内部的道路,使之全方位与公共道路连通。那么多围墙,如一些大机关,一些大学,一些大居民区,都应拆墙。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党国英
对于解决城市拥堵这个难题,一是要按照公交优先的原则,大力构建城市公交运输体系;二是要加大对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三是要合理引导使用机动车,提倡低碳出行理念,尽量少开私家车,多乘公交系统车辆。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 黄细花
我觉得北京堵车至少有五大原因:一是公车多,二是接送孩子上学的车多,三是坐车上下班的人多,四是外地车多,五是车德不高。上下班高峰尽量开行双层巴士,伦敦市中心的路况比北京差多了,大多数是双层巴士。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叶青
首先是真正解决公共交通的便捷通畅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一个人出行5分 钟左右就可以搭乘公共交通,而且基本可以做到零换乘,人民就会选择公共交通。其次是减少高峰出行人数,实行错位工作时间,弹性工作制等。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朱永新
我国的私家车发展正处在初始阶段,但从现状来看,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我国能否进入私家车时代,而在于对汽车进入家庭的程度和速度的把握。私家车的发展问题应该放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大背景中去综合考虑。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汽车行业协会会长 曾庆洪
对北京的治堵方案,我个人认为有相当合理成份,但缺点在于回避了官车民车未同等治理这一主要症结。其实,行路难和"老三难"一样,如果官民分治,特权不除,怎么解决老百姓都难以满意。如果北京能将不受拥堵的特权车,完全限制在国家级公务活动所需要的极少部分车辆范围内,北京还会堵吗?
——全国人大代表、知名律师 韩德云
车市是否发烧?
2009年中国汽车超过1300万辆,赢的满堂喝彩,发改委在自己的网站上发文称"中国汽车高歌猛进"。201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1800万辆,却掌声很少,新华社文章说:"这种不寻常的增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机动车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面对狂热的车市,人们开始思考,汽车产能是否过剩?按照"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形成2500万辆产能,但从目前各车企已经透露出的产能规划来看,2015年的汽车产能规模将达到5300万辆。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汽车新政的约束力与产能喷薄下掩盖的争议也随之浮出水面。
国家信息中心资源部主任徐长明认为:"前两年乘用车市场膨胀了两倍,汽车产业发展太快了,上下游其他行业有些跟不上,就会把汽车行业往下拉,需要降降温。中国乘用车市场将告别30%以上的高增长,回归常态运行,增速将在15%左右小幅波动。"有的专家认为,比照日本的有关情况而预测中国未来最终的市场年销售规模将扩张到7000万辆和汽车总保有量将达到天文数字的8亿辆。这种预测忘掉了两个基本常识:一是我国人多地少无法容纳这么多汽车;二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石油给这么多汽车提供燃料。对中国汽车未来发展目标作出如上所述那样较高或很高的预测是不科学的,不足为信。
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汽车工业处于爆发式的增长状态,由于汽车的快速发展,一些波及道路交通环保生活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前段时间北京的限购也引来很多人的争议,汽车资深专家陈光祖先生认为,从中国国情发展来看,完全不需要限制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因为,虽然大城市的机动车增长迅速很多,交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国大概是每18个人才拥有一辆车,而世界平均水平是每6.8个人就拥有一辆车,我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同世界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要靠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的重要战略地位仍然不能忽视。限制汽车发展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建道路发展。
而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饶达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的确需要降温,至少2011年的车市肯定是降温的。他说:"我国对汽车的调控已经很晚了,如果早在2002年就采取调控,汽车会减少一千多万,也不会出现如今这么大的问题。现在汽车多出一千多万,给社会产生了很多问题,例如,造成交通拥堵、社会承受力大、社会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以及交通安全事故的多发等,这些都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汽车业的发展需要和国民经济相适应。"
人大代表、江淮汽车集团董事长左延安也认为调整势在必行,"前两年汽车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可能各方面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应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按这个理念来衡量,城市为什么会堵,就是公共交通没有跟上,所以大家都买车出行。还有交通管理,比如东京、香港,交通的公共交通很发达,规划管理、红绿灯的设置很好,而我国道路设计,甚至红绿灯设计管理都有潜力,还没有认真地探索。另外,我们的理念,认为开车就是显示身份,这也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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