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需要在转型升级中构建新的发展内核，需要从“不图所有、但图所在”的传统招商引资向“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跨越。

　　■新隆中对·三论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实现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广东很幸运，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来自港澳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贴牌生产转移，还是9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与韩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环节转移，甚至是本世纪来自发达国家重化工业的加工组装转移，广东都成为国际产业资本青睐的对象。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延续，严重冲击了过度依赖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外源型经济根植性不强的弊端开始显现，广东需要在转型升级中构建新的发展内核，需要从“不图所有、但图所在”的传统招商引资向“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跨越。

　　在转型升级中，招商引资固然重要，但是，本土的企业与自主的品牌能否成为主导力量是关键。在工业化初期，韩国选择的是先发展再开放的内源型经济主导模式，转型升级主要依靠本土企业与自主品牌。如果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就选择对外开放的话，韩国制造就没有今天的辉煌，从现代与大宇两大企业的不同发展可以证实这一点。1973年朴正熙总统要求汽车企业必须100%自己生产与研发，由于企业的私有化性质，国家无法直接干预，只能通过税收优惠与利息减免进行鼓励。当时现代与福特、大宇与通用正在考虑合作事宜，由于福特的要求苛刻，现代选择了自主研发，大宇则接受了与通用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宇出现了两大问题：一是通用给大宇一直是落后的较低端技术，大宇自身没有产业升级的能力。二是大宇汽车想出口东欧市场又被拒绝，通用只允许其在东欧的公司向东欧市场输出产品。此后大宇就没有多大的发展，最后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倒下。现代企业虽然遭遇了许多困难与挫折，但最终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转型升级，成为韩国的自主品牌并引领汽车产业发展。

　　与韩国不同，广东选择的是先开放再发展的外源型经济主导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广东同样存在着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瓶颈制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问题是通过招商引资获得了暂时性解决。在广东的外源型经济中，多数是来自东南亚的成本指向型企业，只有少数属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指向型企业，前者主要是利用广东的低成本优势，后者则看中珠三角巨大的内需市场。成本指向型企业的出现带动了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指向型企业则挤占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市场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当年韩国转型升级正处在全球重化工业的上升时期，国际产业资本正在向全球蔓延，招商引资的条件优于今天。与之相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不仅表明当前全球重化工业的产能严重过剩，而且还表明新一轮工业革命发展的前景不明。在转型升级中，广东希望通过招商引资实现弯道赶超，但是，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正在逼迫广东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转型升级，要求本土企业像韩国现代那样成为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而不是像广东的重化工业发展，依然是外企的天下，双方合作依然遵循韩国大宇的模式。

　　广东转型升级最大的困难来自工业化初期本土企业与自主品牌的发展不足。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广东需要高度重视经济内核——— 本土企业与自主品牌的建设。现代不仅为韩国争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由于现代企业的存在与发展，韩国才可能吸引国际顶尖高手合作。招商引资仅仅有优惠的税收政策，仅仅有良好的服务环境是不够的，打铁必须自身硬。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众多的成本指向型企业增添了困难，广东应当抓住机遇，通过兼并与重组，用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将原来属于外商投资的工厂企业内源化。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已经积累起丰厚的民间资本，通过投资优惠政策让民间资本优势变成本土企业发展优势，通过创业扶持政策培育洗脚上田的农民成为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家，是广东打造新经济内核的艰巨任务。

　　广东要像善待外资企业那样善待本土企业，要像扶持房地产那样扶持本土的制造业。在大力发展与壮大民营企业队伍的同时，广东要进一步拓宽包括深圳创业板、广州产权交易所等众多投融资平台，通过上市让更多民营企业的竞争行为规范化、内部管理科学化、发展成果全民化。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