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之惑

　　近两年，校车是客车行业的“热点”话题，但这个“热”仅限于探讨层面，市场并未随之升温。在佘振清、王文兵、李?等一直关注校车问题的客车界人士看来，校车并不仅仅是技术与产品的问题，更是需要多方面协调的管理问题。

　　首个专业校车标准出台后并未催热校车市场就是力证。2010年7月1日，《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作为一项国家强制性标准正式颁布，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在此之前为过渡阶段。但由于这项标准只解决了产品问题，仅对生产企业有要求，对购买者并不约束，导致强制国标发布一年多来，国内校车依然不温不火。

　　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提交了一份《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随后他收到有关部门回复称，政府无力承担校车巨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元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元。教育部最后的结论是，4500亿元的费用由政府埋单数额太大。

　　近期，接二连三的惨烈校车事故终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温总理要求国务院法制办一个月限期出台《校车安全使用条例》，该条例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由谁来担负校车成本。根据目前向社会公布的征集意见草案，中央与地方政府将各承担一半的费用。

　　随即，校车概念迅速被资本市场热炒，宇通、中通等上市客车企业的股价也应声而涨，校车市场似乎也在一夜间成为了众人争抢的香甜“蛋糕”。然而，校车市场真的能就此翻身吗？

　　对此，一些客车业内人士并不乐观。“目前我国校车管理存在盲区，既没有明确的部门负责，更缺乏相关的法规来规范。目前涉及校车监管的部门看上去很多，工信部、交通部、公安部、教育部、国家安全监督管理局等，但权责不分明，好像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不管”，佘振清认为，解开校车上路的“连环扣”并非一蹴而就，相关标准和法规的完善只是迈开了第一步，监管问题若不厘清，校车推广的死结依然难以打开。

　　此外，以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不符合标准的校车，也不能简单地给予一纸禁令。一位山区的留守教师为了方便学生，自己掏腰包租面包车接送学生上下学，但甘肃庆阳事故发生后，这位老师被政府要求停止租用面包车，学生重新回到走路1小时上学的状态。

　　类似的情况近期在全国多地不断上演。据媒体报道，在四川安县，一些学校为方便学生，与家长和当地客运公司签订协议，由客运公司负责接送学生，学校也在每辆车上安排老师护送。本来这项“校门、家门、车门”三门对接的尝试都得到了学生家长、营运公司、学校的三方支持，但同样在甘肃庆阳事故后，被当地客运管理部门以营运车辆不合规为由勒令校车停止运营。对此，当地交管部门却表示不赞同，认为这样会把学生推向摩的、黑色出租等更不规范的市场，交通隐患更大。

　　而前几年就开始主动探索校车运营模式的浙江省德清县就采取了政府财政统一购买校车、财政拨款转向用于校车运营、教育部门负责监管，委托第三方公司负责运营的模式，对于校车的资金投入、监管、运营等环节职责划分比较清楚，被视为国内校车运营的成功“样板”。

　　佘振清表示，在完善校车技术标准与管理法规的同时，也要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比如目前已经在运营的20多万辆不合规校车，一纸命令全部停运并不现实，即便停运，学生出行巨大的需求势必会带来“黑车”，问题会更严重。

　　更有一些汽车行业以外的社会人士认为，校车问题的根本症结，是政府多头管理、权责不清，投入少且监管缺位，这也是中国在社会福利、公共资源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当前在校车上集中体现了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