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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阳：他们的产业这次发生转移的话，他们汽车的一些零部件跟我们这些企业做的零部件是有明显的差异的，我们从日本进口的零部件相对最核心的零部件，本来我们产业这一块就差。从地震的影响来说，可能还是一些积极影响，会把一些先进的汽车零部件转移到中国来，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希望带动当地的产业，最起码这个领域可以有所提高。

　　赵英：高附加值零部件制造能力过来了，研发还在日本。

　　徐向阳：其实外国这些核心零部件在中国本土化的生产，最关键的问题是人才。往往这个产业会有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工作，这些人在他们企业做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掌握相关的一些核心的关键技术。这些人如果离开这些企业的话，通过这些人离开这些企业加入到别的一些企业话会形成一些技术的扩散，技术的转移，这方面作用可能比较大。整车企业合资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这些合资企业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第一，在我们国内形成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链，第二就是人才的培养。

　　王小广：我现在的观察结果，我们的最优秀的人才就是做他的推销员，可能只学到管理，没有学到技术。中国那些都是很精英的，一汽的、东风、上汽这些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他做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跨国公司推销产品，技术这个层面有多少人能够通过产业链，通过核心的研发能够做的。我们讲其他制造业，我举几个例子，特变电工搞变压器，跟西门子学习以后，完全是技术的学习，确实把那个技术学过来了，但是我们汽车行业基本看不到。跨国公司到底这种合资模式对我们技术创新有多少作用？我真的希望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没有估计很高。

　　主持人：宝钢在这次日本地震以后，增加了对日系合资企业一些原材料的供应，目前汽车行业在零部件以及原材料方面对国外的依赖是什么情况？

　　徐向阳：其实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在钢材这一方面，特别是汽车板材这一方面已经很多在用国内产品了。对于国外的一些依赖在几个核心的零部件，特别是核心零部件控制系统，这是我们最依赖的。我们现在国内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现在基本上博世、德尔福、日立等等是他们的天下，我们完全没有自主开发能力。像ABS核心控制系统，这几个关键零部件，就是核心的控制系统。

　　赵英：汽车行业我有一个评价，所有的技术问题，对中国来说，从科学理论上，从研制上都不是问题，问题在哪呢？能否大批量制造出来，还得确实开发那么几轮，这个过程咱们始终没有走完。因为根本没有完全走进整个产业链条。

　　人家是建立在一个大数据库基础上，中国就没有这个大数据库，几轮以后，这个设计诀窍在这儿，但是中国没有这个过程。反而逆向工程，解剖的能明白科学原理在哪，但是你怎么做，最后大模型，以及做出来的工艺这个得自己去弄。

　　徐向阳：技术的积累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大量的前期的投入，我们现在汽车工业发展真正的搞自主研发实际上没有几年，我们很多的关键的零部件关于整车，很多零部件没有正儿八经走一轮，数据积累根本就没有。

　　赵英：我们商用车走完了，所以现在商用车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

　　王小广：我们不搞合资，那我们的产业格局，国有一块、民营一块、跨国公司一块，共同参与竞争，实际上产业政策就更容易设计了。但是现在反而不好办，自主创新现在处在路径依赖。

　　赵英：日本钢材停产了，我们宝钢本来就是日本企业，现在跟阿斯诺又合资了，所以替代是完全可以的，对我们是一个机遇。汽车用钢板，薄板、镀锌板没有什么问题。其他有些零部件，有些横向配套材料没准还是有机会。

　　主持人：但是现在核心问题还是零部件没有达到一个水平。

　　 赵英：我们有些高端零部件还不行，还有小的比较复杂的高附加值机械件我们也不行。

　　 徐向阳：和液压控制相关的。

　　 赵英：发动机离合器里用的那些东西，我们很多东西不行。

　　徐向阳：普通的这是机械结构件，我们加工质量和水平也可以，出口量也很大。我们缺的就是把这些零部件做成一个系统，第二个我们特别在电子控制领域，我们是最弱的，电子控制涉及到对汽车的理解，对各个系统的年龄和技术深入的理解。只要涉及到电子系统，就一定要涉及到汽车安全系统，还有电子系统可靠性，这是绝对不允许出问题的，一旦出问题这是人命问题。涉及到安全性、可靠性这方面电子系统的话，就觉得系统软件、硬件的开发需要几轮，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没有完整的走，现代化现在大部分都是借助于外部的力量，障碍在国外的手里。像发动机一个ECU一个硬件开发快的话也得两三年，我的软件开发也在两三年的时间。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