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总讲完以后，我认为我没有讲的必要了，他讲经济未来的希望在民企，而我是国企的代表。”2011年5月29日，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祁玉民在大连的一个中国经济论坛发表演讲前调侃道。

　　王总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他对于国有企业的看法代表了当下很多人的观点，在中国汽车业，国有汽车公司是否能够担纲拯救中国本土汽车工业重任，也是一直被人所怀疑。当有跨国汽车公司领导人说未来的中国会成长出两三家世界级汽车公司的时候，人们列出的名单中国有企业几乎鲜有上榜的机会。

　　改革初期，企业办社会等历史积累下来的沉重包袱被视为国企难以喘气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这条几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条：

　　比如国企人事关系复杂，在这里不是“做事”是“做人”；比如国企常常奉行短期效应，领导人没有远见；比如国企受到上面条条框框的约束太多，要么说了不算要么反应缓慢；比如国企领导人即使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的位置随时可能变动，导致正确的长远的行动得不到长期的贯彻；比如国企各级员工很难从上到下拧成一股绳；再比如国企很多是做垄断生意，而凭垄断获得财富不是真正的本领，也没有真正的竞争力。

　　中国国有汽车公司早已经没有垄断市场的可能，但是上面所言的这些国企病或多或少无疑都存在。

　　祁玉民前两年在金融危机来临之际，曾经带领华晨在资本市场大有斩获，他这样表达他对体制的无奈——“国资委要求我们既要实现国有企业的增值，搞资本运作，又要规范管理，总是有这么两句话，我考虑这两句话分开哪句都对，合在一起就错，因为资本市场要求你在一分钟必须做出决定，可是当你运筹资本的时候，需要一分钟做出决定，可是决定的时候还要想管理者的报批，一报批，三个月下不来，下来以后商机就没有了。”

　　一般地方国有汽车公司领导考评常常受两个指标的控制——对GDP的贡献和对税收的贡献。这让一些企业领导人不敢搞自主创新这种能够真正有益于中国汽车工业的事情。地方官逼着车企领导也短平快，只要有GDP增长只要有税收，公司怎么粗放都不管。政府方面要的就是企业快速做大，保值增值，而不是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做强。

　　正因为如此，祁玉民才会说：“有些人说国企要完蛋了，我要说，我们国家现在的企业改制完全没有到位，真正的核心改制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中国经济在‘十二五’、‘十三五’这十年还要深化改革，因为国有企业在体制上没有剥离，我非常的羡慕（柳）传志董事长、（王）健林董事长，你们没有尝到体制给你们带来的无奈。”

　　这确实说出了很多地方国有车企领导人的心声。《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央企以前考评企业领导也主要是从保值增值的角度出发，从来没有创新的要求。这两年已经有所改变，从研发创新的角度开设了新的考评指标。上市也是政府希望能够带动国有汽车企业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现在国有四大四小集团中没有上市的企业也都在积极谋划上市。

　　但是上市本身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国有汽车公司领导人的角色问题。很多领导人实际还都是官员的身份，这种双重角色并不容易扮演好。当你干的风生水起的时候，你可能被要求去别地高就。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中国国有汽车公司的领导人就整体而言，他们现在可能属于中国各个行业的领导中竞争力最强的一群，他们所领导的汽车公司也都有着可能比民营企业更好的素质，他们绝大多数也都有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但是不恰当的政府干预却常常是害了这个群体。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绝大多数人对于国企的未来抱有怀疑的态度。《汽车商业评论》并不对所有的汽车国企抱有怀疑态度，我赞同老汽车人陈清泰的意见。他说：“所谓国有企业将来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国有的股权是不是可以陆续退出？比如像东风，可以通过股权的多元化，最后国有股慢慢退出，变成一个公众的东风公司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