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正式确定汽车工业为重要支柱产业。此重要决策如何得到各级政府决策层和社会各界的认同？饶斌同志经过了怎样的事实准备？

　　在我和饶斌同志紧密相处的五年里，我深深地感觉到，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工作业绩，更主要的是他的精神财富。我回忆起来主要有：

　　1.深远的战略眼光，豪迈的革命胆略。

　　饶斌同志对待每件工作都抱有长远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他讲方针、讲政策、讲策略。目标一旦决定，就身体力行。他曾说过：“我提醒同志们，在大量的、众多的、长期的日常工作和任务中，谁也不要疏忽我们的战略目标。”

　　他任中汽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时已是69岁高龄。但是他带领我们为三年一届的董事会，针对已徘徊26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制定了12项改革的历史任务。

　　但是1982年5月中汽公司一开张就被戴上了“封车节油”、“以油定产”等中央计划经济、消极平衡的紧箍咒。当年计划产量由1980年的实际年产量22.2万台，开始时下降到8万台。在“汽车运力大于运量”的错误估计下，就是到1985年也不过安排20万台。真是当差一棒！

　　全行业面临停产整顿。人心厌战，情绪消沉，谁都不想搞改革了。在这种形势下，饶斌同志并未气馁，他深知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和我们的市场需要相比，我国汽车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得可怜。一亿吨国产石油不是不够汽车用的，而是浪费太多。

　　于是，他毅然提出“要提高汽车运输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他主张要改造老车型，淘汰废旧车，要“节油增产”、“节材增产”、“节能增产”。要自筹材料增产。他说，生产什么车，生产多少车要“着眼于用户和市场”，而不是为计划而生产。

　　他和原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思想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得到国务院的原则支持，同意“只要有市场、有销路，当然允许生产，不要限制”。此后不但年年增产，1985年生产了44.3万台，相当原计划产量的2.2倍。利润税金、销售额同步增长。直属企业无一亏损。

　　在近300家联营企业中，亏损企业由26个减至7个。体现了体制改革的优越性，保证了各项调整，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2.扎实的工作作风，坚韧的革命毅力。

　　如何落实他的远大目标和历史任务？我观察饶斌同志抓的是扎扎实实地搞了调查研究，依靠群众，争取领导。他清楚地知道，中国汽车工业要想快速、健康发展，结束徘徊的历史，一要靠自己努力，二要靠有利的宏观条件。条件中最根本的还是国家对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的肯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各项发展政策的支持。

　　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于是他亲自参与并组织我们和生产企业到用户中去做使用调查；参加和组织本行业和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参加和组织有关政府官员进行政策恳谈。

　　然后向有关部门写报告，发表论文，搞展览并争取媒体的报道。如1982年饶斌同志就亲自安排南联公司总经理江华同志带队到农村用户中去做市场调查。并决定南汽应改成轻型汽车制造厂，生产适合于农村使用的柴油车。

　　以后在1984年6月向中央写出了“加速发展农村用汽车”的报告，阐明中国农村是汽车的广阔市场，必须大力发展。

　　1982年安排我和重型联营公司到山西煤矿坑口调查汽车“晋煤外运”的市场，责成济南汽车厂用罗曼和斯太尔重型车作营运试点，并向国家经委提出了报告。

　　此外，安排解放联营公司做“公铁分流”、短途汽车运输的市场调查和试运营；安排东风联营公司做港口集装箱运输的市场调查和试运营。

　　1982年出版了《发展汽车工业改善交通运输紧张状态》论文集，汇编了专家学者的论文。论述了汽车运输在水运、铁路、飞机、人力、管道运输中的比较优势；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交通运输要先行，汽车运输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是一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动和促进作用，以及合理利用一亿吨石油对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必要性。

　　1983年6月份在北京农展馆公开举行了我国首次改装车、专用车新产品展评会。评出优秀新产品23种，单项优秀新产品103种。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社会展示了汽车在广泛的生产建设、社会生活和公用事业等领域中具有特殊功能和用途，它是不能用其他运输工具所替代的。

　　1984年经过军方和汽车骨干厂职工的密切配合和周密的准备，在北京天安门前，建国35周年的阅兵式上，第一次向祖国和人民显示了国产军用汽车的雄姿。从小平同志乘坐的高级检阅车到吉普指挥车、导弹装载车、火炮牵引车、运兵车、运坦克车、装甲车和各种军用越野车、这次检阅的顺利进行说明了国防现代化也需要发展汽车制造业，以提供各种军事交通运输装备。

　　以上这些说明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活动都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导。据不完全统计，在1983年一年就有100多篇报道文章。

　　经过中汽公司成立3年来不断对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的探索和追求，饶斌同志认为争取汽车工业做为支柱产业的政策依据和舆论准备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在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的两个月，即1985年的7月份向党中央及国务院正式提出“关于汽车工业发展政策问题”的请求报告。

　　报告中以国际上汽车发展趋势为背景，以我国国民经济和交通运输的实际市场需要为依据，分析了我国汽车工业成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必然性和政策取向的可靠性。文件并分别送给了段君毅、周子健、周建南、张劲夫、宋平、吕东、赵东宛等老同志和李鹏同志。

　　以后在一些参加十二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积极建议下，终于争取到中共中央对汽车工业做为支柱产业的认可。而机车、船舶、飞机仅做为重要产业而名列其后。至于机、电、石化也做为支柱产业，那已经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抚今追昔，不管今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做为支柱产业还会遇到怎样的坎坷，只要本行业的产业大军能团结奋斗，应该是大有希望的。一项重要决策若没有事先周密的调查认证和事实的依据，基本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各级政府决策层的共识，是不可能轻易出台的。因此，支柱产业的地位取得包含了不少饶斌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组织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