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瑞汽车大规模出口说明，中国“村姑”完全可以在世界大舞台上与外国小姐一较高下，自主品牌轿车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岂止是奇瑞，2011年8月22日，长城汽车年报称出口31168l辆，同比增长39.9%；吉利半年报称，上半年共出口汽车13385辆，同比大增93%。据中汽协统计，自主品牌今年前7个月出口共计45.44万辆，同比增长57.30%。中汽协助理秘书长朱一平表示，7月份出口量已超过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最好月份。更让人关注的是，吉利、上汽的产品已经开始登陆英国，开启了中国自主品牌轿车出口欧洲发达国家的先河。

　　尽管自主品牌轿车在国外伸展拳脚，闯关夺隘，打出一片天地，但为什么墙内开花只能墙外香呢？鉴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市场生态现状，中国公务车市场对于个人消费市场而言，有明显的引导和示范效应。中国的轿车消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向公务车看齐，如果国家因势利导，用政策规定公务车必须只能使用自主品牌轿车，将给消费者树立良好的示范作用，也是政府部门支持自主品牌轿车发展的最佳途径。

　　以公务用车支持本国汽车产业，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美国，历任总统的座驾都是凯迪拉克，日本天皇的座驾是日产总统牌轿车，日本总理则乘坐丰田皇冠；英国女王只坐劳斯莱斯；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的座驾是国产吉尔；德国总理的座驾一直都是奔驰和奥迪；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座驾是国产雪铁龙C6；韩国总统座驾是双龙和现代雅科仕；印度的汽车工业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但印度总理和总统都只乘坐本国生产的连空调都没有的总统牌轿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乘坐本国的轿车为荣，以这样一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本国轿车工业的支持。岂止是领导人乘坐？在鼓励消费者使用国产车同时，还对进口车设置高门槛。韩国对进口车实施高额征税以限制其使用，同时通过立法阻止他国汽车进口及零部件进口，限制外资进入汽车行业。日本通过关税政策、非关税壁垒、进口管制、限制资本输入等多种方式对民族汽车品牌实施保护。欧盟设置了严苛的排放和碰撞标准，变相提高了外资品牌车的准入门槛。由于有了这些手段，日本市场、韩国市场和欧洲市场都是本土车的天下。

　　外国领导人能做到，中国的公务员们为什么不能？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政府官员们最高级的座驾是红旗，从毛泽东、周恩来直到邓小平乘坐的都是中国自己的红旗。当时的外国政要到中国来的几大幸事：见毛主席，登长城、乘坐红旗。那时的红旗被称为中国的劳斯莱斯。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发达了，能够生产各种档次的轿车了，中国的公务员们却羞于乘坐自己的自主品牌轿车了呢？内在原因恐怕只有那些自己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的人心中明白。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封建传统的国家，《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什么事情把孔老夫子气得这个样子呢？朱熹有一个解释：“佾，舞列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一佾为八人，八佾则64人。季氏一个普通大夫，居然享受天子才能享受的八佾，坚持克己复礼的孔老夫子认为这是“礼崩乐坏”，无法忍受的事情。在封建社会里，除了舞蹈的队列外，还有坐轿、坐车，官员出巡要坐轿，轿夫的多少说明官员的品级和身份，于是有所谓16人抬大轿，8人抬大轿，4人抬轿子，直至2人小轿。在封建卫道士的眼里，跳舞的队列要讲规矩，乘坐的轿子要讲规矩，这些都事关身份、面子。这种封建遗传一直遗留到今天乘坐轿车。

　　改革开放前，轿车与官员品级的具体匹配大致如下：

　　中央领导：大红旗；省部级领导：小红旗；地厅级领导：上海；县团级领导：北京吉普。

　　从苏联东欧等国进口的轿车也相应匹配如下：中央领导：吉斯；省部级领导：吉姆（也包括海鸥）；地厅级领导：胜利（也包括伏尔加、华沙）；县团级领导：吉普。如果一个县团级领导敢于乘坐红旗，那就属于大不敬，恐怕会给自己惹来麻烦。

　　这种配车模式很快为社会熟知，看到红旗与吉斯，不用说，乘车者的身份起码是省部级以上官员。伏尔加、上海的乘坐者则是厅局级官员，如果来者乘坐的是北京吉普，那么他的级别则是县团级，轿车成了官员级别与身份的名片。在这种封建遗传环境下，轿车作为代步工具的商品属性遭到扭曲，无论在哪里，风驰电掣的轿车成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解放前有民谚：“听见皮鞋响，来的是官长”，解放后则变成了“听见喇叭响，来的是官长”，以后有人调侃乘坐北京吉普的官员“听见吉普响，来的是官长，官儿也不大，顶多是县长”。

　　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官员的座驾仍然有严格的标准，从1994年的“规定”到2011年的“办法”，十几年间，四个相关的管理规定陆续出台。虽然时代发展了，但官员们坐车的“规矩”照旧，依然是按照官位高低排序，只不过乘坐标准换成了“排气量”。部长3.0、副部长2.5，依此类推，到县乡长们起码也是1.8。看一看今天从中央各部委到县乡各级领导，大家依照官员级别“排排坐，吃果果”，而且他们绝大多数嫌国产品牌的“果果”不够味，只吃外国品牌的“果果”。

　　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了，但有些人骨子里的封建遗传直到今天仍然“健在”，表现在公务用车上：外观要气派、空间要宽大舒适、配置要齐全、动力要强劲、安全要牢靠。在他们眼里，这些要求与官员身份相匹配，中国自主品牌轿车顶多算是“村姑”，“ 村姑”土气，不能伺候官员，只有洋品牌的“小姐”才能让官员满意。由此看来，“规则”也好，“办法”也罢，只要脑子里的那个“痼疾”不除，一些政府公务用车排斥自主品牌的现象就不可能根除。行文至此，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与此相关新闻：

　　2009年、2010年，吉利连续两年获得古巴政府的采购订单。2010年的订单为1110辆自由舰以及150辆帝豪；

　　2009年3月，长城汽车参加阿尔及利亚政府采购招标，赢得800台汽车的大单。4月，又获得原利比亚政府3300辆皮卡的采购订单，总货值2亿人民币；

　　2011年，奇瑞参加塞尔维亚政府公务车招标，同场竞技的有欧系的斯柯达、标致、菲亚特和大众以及丰田、现代等日韩品牌，刚刚进入塞尔维亚汽车市场仅一年的奇瑞汽车从众多实力雄厚的欧美和日韩汽车品牌中脱颖而出，成功中标。4月，奇瑞首批15辆奇瑞A3和两辆瑞虎（Tiggo）正式交付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警察局，成为国外的政府用车。

　　虽然这几家车企出口的汽车多为中低端产品，主要采购国也不是发达国家，但重要的是，它为国内自主车企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榜样和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在没有被设置壁垒的情况下，与国际汽车大腕同台竞争中标的。这几条新闻或许对我们的政府采购政策和具体采购单位会有所提示。

　　大力开展自主创新，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自主品牌轿车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公务用车对社会有着明显的导向性，各级官员们该如何念好党和政府关于支持自主品牌发展这本经，在政府采购上身体力行，认真实践这个政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