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到城市规划、城市功能结构、人口、交通模式、道路建设、交通管理等等，不是简单一个“车多”的原因。

　　特大城市拥堵是国际上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东京解决的比较好，其实就是一点：地铁非常方便，大家就不要开车进城了。但是东京的地铁拥挤程度也是非常恐怖的，据韩国《先驱经济》报道，对于上班族来说，早上挤地铁上班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如果换个称谓，将早上的“地下铁”称为“地狱铁”似乎也毫不夸张。有英国媒体曾经实拍过上班早高峰期间日本东京地铁的画面。大多数日本上班族挤地铁的面部表情都脸带狰狞，似乎在控诉着他们的痛苦，有的脸部被挤在车窗上，已经变形。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导，2008年东京地铁列车上，有6千名男子因对女乘客毛手毛脚、偷拍遭到逮捕，平均每天发生16起。为打击犯罪，东京警方加强了对地铁列车巡逻。

　　某些专家一谈城市交通就举出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例子。这两个城市在全球具有特殊性，一个是本身不是汽车生产国家和地区，二是土地面积极为狭小，无法扩展。所以新加坡采取巨额税收的措施限制汽车消费，包括高关税、消费税和注册费总比例为车辆原价的128.40%。此外车辆还需获得签注证书方能获得法律许可上路。排量1.6升以下的小型车获得COE需要支付58,000新加坡元，而排量1.6升以上车辆则需要支付 78,200新加坡元。据报道，最基本的0.8升手动挡奇瑞QQ售价为86,998新加坡元，按照最新汇率折合人民币435,192元。新加坡还征收拥堵费。

　　香港解决堵车问题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停车位，尤其是市中心的停车位，造成停车位价格奇高。2012年第三季香港二手住宅车位平均每宗买卖金额为64万港元，历史最高的1997年四季度约为66万港元，有的酒店停车位搞大64万美元。

　　另一个让国内专家们津津乐道的是伦敦征收交通拥堵费。伦敦的拥堵费从2003年2月17日起开始征收，划出的收费区面积大约有20平方公里。根据规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晚6点半之间，驾车进入这一地区的司机每天必须缴纳5英镑拥堵费（出租车、警车、消防车、急救车等除外）。缴费方式多种多样，人们可以在停车场、加油站、售货亭和邮局等报税网点缴纳，也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缴纳，可在进城当天缴纳，也可以提前预付，如果需要经常开车进城，还可按周、月或年缴费。伦敦市在征收区域的路口增设了200多部录像机实时监控进城的车牌号，中央数据库进行读号和信息比对，确认该车是否缴费。如未按时缴纳，则将被处以高达80英镑的罚款。从今年4月起，拥堵费的价格被上调至每天10英镑，如果拖欠4周不交将面临187英镑的罚款。新华社报道说：虽然拥堵费的价格在过去9年中持续提高，然而效果却在不断减弱。因为行政费用花掉了拥堵费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改善公共交通系统的费用却被削减。现在的伦敦交通似乎陷入了“越收越堵”的困境，在实时交通数据处理公司INRIX今年6月公布的交通最拥堵欧洲城市排名上，伦敦以一年堵车平均66小时高居英国榜首。根据本人最近去伦敦的实际感受，伦敦老城区的道路并不宽敞，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老城改造，所以并没有发现像北京那样的严重拥堵，但是行车也不是很畅。

　　不用说别的，就是伦敦靠车主自觉的收费方法中国就学不来。北京有收拥堵费的胆，还没有收拥堵费的本事。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中国不能走西方城镇化道路，必须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应该由三部分组成：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老城区是历史上形成的，应该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工厂一律迁到新城区去。新城区，主要是工业园区、开发区、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厉老认为，西方城镇化道路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但给他们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城市拥挤，贫民窟、棚户区到处见，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第二是城里人不高兴了，生活质量下降了，城里的有钱人往乡下搬，乡下的穷人往城里搬，这就叫反城市化。我们看西欧，农村人口大量存在，同样会造成城市灾难。

　　城市化不等于大量农民进城，现在中央的提法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去年看长沙要建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将来肯定是生态灾难。

　　我曾经说过一个观点，首都的主要职能就是首都，为中央机关服务，为国内外政治外交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现在的北京市，恨不得要解放全人类，不但是政治中心、外交中心，还有教育中心、科研中心、文化中心、旅游中心、金融中心、汽车中心、电子产业中心、创意产业中心、CBD中心、全国公路中心、铁路中心、航空中心……每一项中心，都是功能的叠加，都需要增加人口和面积，最后摊出全球最大的一张饼，过多的功能成为难以完成的重负，过所的人口成为城市的灾难。

　　2006年北京水税务局的资料：北京1400万人口，人均水资源不足500立方米，而且地处半干旱区，地表迳流量变幅大，几年一旱是平常的事，更不要说10年、5年旱了；另一方面上游层层拦截，导致全市年河流迳流量严重衰减。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北京水资源是不足的，是一座缺水城市。

　　解放后北京先后建成了官厅、密云、怀柔、海子四座水库，总库容为93亿立方米，80-90年代还建成了田村水厂、怀柔水源九厂、密云水源十厂等，弥补城市供水的不足，但是进入80年代后期，降水量严重衰减，再加上上游层层拦截，导致地表水供水不足，以致80年代前全北京地表供水从26亿立方米/年，衰减到13亿立方米/年。

　　据新华社2007年报道，山西、河北两省从10月初开始向北京输水4500万立方米，其中山西2500万立方米。山西方面说，2003年到2006年已连续4 次向北京输水，累计达两亿立方米。山西、河北两省，尤其是山西的生态恶化就是全国有名的，而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缺水。但如此缺水之地，之所以要把珍贵的水资源向外输出，只因为用地之地是首都。

　　宪政学者秋风先生提出质疑：首都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设在北京，首都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建成巨无霸？其实，在现有的政府之间关系架构下，首都设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结果。首都设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必然成为巨无霸，成为资源的净汲取地，所有城市都要为其服务，尤其是周边地区都要为其作出牺牲。

　　有的文章说，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全世界发生过迁都的国家有61个，将近现有国家总数(194个)的三分之一。迁都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近现代首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1948年起巴基斯坦定都卡拉奇。但是在卡拉奇设都，带来许多难题：首先是人口压力大，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不了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1941年，卡拉奇人口仅40万左右，独立后人口猛增，1950年就已超过百万。随着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住房、就业、卫生、交通乃至食品等问题愈益严重；其次，大量生活必需的水和食品需从外地调入，既难于满足人口需要，又增加了交通运输的压力；第三，中央政府的设置，加重了卡拉奇的负担，无形中限制了它作为进出口中心和国际海运枢纽等优势的发挥；第四，卡拉奇商业气息浓烈，整日人声鼎沸，市况嘈杂，不利于政府日常工作的进行；第五，气候炎热、疾病多发，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到气候宜人的地方休假，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开支；第六，在卡拉奇的归属问题上，中央政府和信德省政府之间的争执尤其尖锐。1959年初，巴决定在波特瓦尔地区营建新都。 1960年5月24日通过了迁都总体规划，其中特别指出：“首都不应当是工业或商业中心，只应当是首都”，应该把新首都建成“一座花园和花的城市，使全城看起来像一块美丽的地毯”。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新都取名为“伊斯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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