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过渡期间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议

　　考虑到立法的必要程序和时间周期，建议在当前阶段通过如下措施解决以群体性工资增长纠纷为主的经济罢工问题及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

　　（一）加大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立法工作力度

　　工资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处理好工资集体协商对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加大立法工作力度，解决目前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法律刚性不够强，对企业响应协商要约缺乏强制性，对职工代表的保护、违约责任缺乏制约性等问题。真正做到政府支持谈、企业愿意谈、工会敢于谈。使得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不仅在企业顺境时能发挥作用，在企业逆境时更能凝聚人心，推动劳资双方携手共克时艰。从而推动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发展实现职工的体面劳动。

　　（二）发挥行业协会和工会作用

　　行业协会和工会应积极发挥各自的组织和引导作用，维护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应提供客观的行业的工资统计数据和指导线标准等意见，使企业与工会在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有所依据，避免互相攀比，提高工资集体协商的效率。

　　（三）建立健全群体性劳动纠纷的解决机制

　　在企业本身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要求无法通过现有的劳动仲裁制度实现。因此，建立健全一种解决工人要求提高劳动报酬而与企业产生纠纷的解决机制尤为迫切。

　　一是健全劳动仲裁制度，增加工资纠纷的解决机制，赋予劳动部门协调工资纠纷的职能。

　　二是建立健全工资增长纠纷的法律救济制度。在工资纠纷中，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比较缺乏法律、财务知识，对企业基本状况的了解也受到限制，因此，法律援助部门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使工人增加工资的需求在法律的框架下得以解决，避免工资纠纷矛盾升级。

　　（四）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公共服务综合体系

　　工资增长纠纷的根本解决，需要从社会公共服务综合体系着手，分析新一代农民工的特点、成长背景和诉求，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等方面建立农民工社会公共服务综合体系，通过公共服务进厂区等活动，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向农民工聚集的重点区域延伸，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构筑企业人文关怀大社区，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发展。

　　（五）加强政府在解决群体性劳动纠纷中的协调和监督作用

　　政府在事件的处理中应处在中立的地位，起仲裁人或协调者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源的报酬受市场规律的影响和制约，政府需在员工利益和企业权益之间取得平衡，既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权，又切实支持工人维护合法权益。

　　（六）逐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推进工资增长计划

　　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结合GDP和CPI变化趋势、地域差别等因素，逐步大幅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稳步推进工资增长计划，确保广大职工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在提高工资最低标准上，还应考虑不同行业的实际确定其最低标准。

　　（七）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建议根据行业和地区发展的不同特点出台相关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消化部分成本，这也是国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职工收入水平的措施之一。从2010年珠三角汽车配套企业罢工事件的处理过程来看，提高企业职工的工资和薪酬福利水平是成功解决停工事件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意味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将会不断增加，随着职工收入增长计划的逐步推行，企业的成本压力将会更大。我们认为，罢工事件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应当由企业和政府携手共同承担和解决，一方面企业本身要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国家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给予大力支持。

　　经济罢工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现代文明普遍承认的公民权利，保障罢工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同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罢工权，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现实需要。罢工权的确立不仅不会引起大规模的罢工潮，相反可能会减少罢工事件的发生，降低罢工造成的损失。只要罢工权规范得当，对罢工的目的与程序给予合理限制将会有利于疏导罢工行动，规范罢工行为。罢工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及时化解，正确引导，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促进我国的法治进程尤其是加快劳动法治建设步伐，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