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8岁的范思良从部队转业进入一汽。处在文革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因为转业军人的特殊身份成为了房产维修办公室副主任。但范思良真正的想法是掌握一门技术，于是他便利用休息时间到车间跟工人学习汽车修理技术。

　　一汽第二次创业时期，范思良凭借之前积累的经验解决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为解放卡车销路的打开作出了贡献。1992年，一汽成立了由6人组成的质量工作组，他是成员之一；1997年，一汽轿车成立后，范思良担任一轿质量总监一职。这段时间，他参与了“98新星”、世纪星等轿车国产化的技术工作。退休后，范思良被返聘，继续掌管一轿的质量工作，直到2007年。

　　与范思良共事多年的同事，原一汽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松龄曾这样评价范思良：“他这个人挺厉害，工人出身，但是文武双全，既能开车，又能试验车。汽车研究所的人，都赞成他。”

　　2009年，出于对汽车事业的热爱，在老朋友的邀请下，范思良来到北京阿尔特汽车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主管样车制造。范思良的儿子范君告诉《汽车商业评论》，他原来是不赞成父亲来北京的，担心范思良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但一年过去了，他觉得这种担心实无必要。

　　范思良对自己当下生活的感觉是：“带着大家克服困难，就是带着大家一起玩儿，一起把戏唱好，大家都愉快”。

　　采访结束一周之后，范思良特意发来邮件，希望加上这样一句话：“如果可以，我希望借贵刊向一汽前辈、同事及后来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愿他们健康快乐，事业有成！”

　　我家是辽宁海城的，父亲是土八路，全国各地到处转。1940年，我出生在齐齐哈尔，锦州解放后成立辽西省，我父亲就到了辽西省政府工作。朝鲜战争结束前，辽西省分成辽西、辽东，我父亲被分到了四平梨树县的一个国营农场当副场长。后来四平划归到吉林，农场归属吉林省农业厅，农业厅成立了一个农业机械化学校，我父亲就到那里工作了。这个学校原来在长春市，现在在公主岭，离长春60公里，现在是自主招生了，过去是为农村农机站培养干部的。

　　1958年大跃进，国家思想有些膨胀，粮食生产搞深翻地。东北九、十月份地就开始冻了，所以不收割就开始翻。地都翻到一米深，翻上来了以后都是生土，第二年不长庄稼，没有收成。为了要完成任务，农民就把粮食埋在地底下。我们都觉得浪费，但那时候政治口号喊得厉害，没有收成还得报丰产，有一句话常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我是在长春念的中学，赶上了57年反右派，58年大跃进，59年反右倾，反修苏，60年困难时期。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今天派一伙特务，明天派一伙特务，他选择这个时间主要因为我们正在三年困难时期；二是中苏关系紧张。形势紧张，加上裁军，兵员没剩多少人了，为了准备打仗国家就赶紧征兵。以前征兵都是农村的或者城市里没有工作的，高中生缓征，但那年开始，高中毕业生也开始征。学校动员，我就响应号召，带头参了军。

　　我记得很清楚，1962年我正好高中毕业，6月25日穿军装，7月2日高考，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全国有一大批。那时候很天真，还跟人家商量说能不能让我们考一把，哪怕考完了就走，但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学校高三那一批走了14个人，挑的是各方面条件都好的。

　　我当兵是在黑龙江的23军，游好扬是军长，他是陈毅的兵，《星火燎原》中《毛主席扶我上担架》里红小鬼的原型。当兵没多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反苏联，部队整天练习打仗，挖山洞。

　　我是学生兵，没挖过山洞，每天就是训练，没文化可学，也没什么书可看。我把《毛选》四卷从头到尾都背下来了，那时候比赛看谁背得多，现在还能记得一些。在部队有一个好处，能锻炼人，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吃苦，对后来的人生还是很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