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4年筹建的二汽有过怎样的坎坷历程？以饶斌为首的二汽五人领导小组如何迎难而上？支德瑜为我们还原这段历史。

　　支德瑜（东风汽车公司咨询委员会委员）

　　在二汽（现东风汽车）筹建和建设过程中，我仅参与了小部分时间——1965年10月调入二汽前约一年多并未亲历。1967年文化大革命，长春两派武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去慰问住院的材料口人员时，不幸被武斗中一派的中学生因急送伤员，无证乱开卡车，驾驶失误而撞成重伤，折骨9根，裂左肾而卧床，不能为二汽全力工作。

　　1968年我伤未全愈，仍因“莫须有”罪名沦为文革对象，被隔离审查1年多。继而上山烧炭和去农场工作，因此1967年至1972年末约6年不知二汽筹建和建设情况。1972年平反恢复工作，略知往事，因非亲历，体会甚差。

　　现因为《东风汽车报》“东风记忆”供稿，搜索往日故纸，得并不完整的“1965年二汽筹建骨干会”个人笔记。二汽筹建5人小组及特邀曾参加部分会议的孟少农共6位领导人中，硕果仅存者只有李子政和陈祖涛。

　　我没有各次与会人员名单，但从发言者和饶斌曾当面交代任务的人中整理出18人名单。截至2009年7月，其中已知辞世者7人，先后调离二汽8人中，有5人随长春汽车研究所和长春工业设计处早在1967年便脱离二汽，他们存殁未知。如今仍在二汽并离休者仅为胡善甫，他已90多高龄，并在上海养老。李子政88岁高龄，在武汉养老。在十堰养老者，就我1人。调离二汽者，陈祖涛和吴庆时在北京养老，俞积芳在南京养老。

　　不知道当年开会时是否有工作人员做记录或整理纪要存档，也不知是否有其他与会者笔录存世。我深恐二汽早年筹建的重要会议失传，特别如饶斌、张庆梓和陈祖涛的重要讲话不能留存二汽史册，因此深感整理此段历史，幸存者责无旁贷，遂将有关要事编成此文，供关心二汽历史的同志们参考。文中如有不妥叙述或失真，由我自负文责。

　　从一汽到二汽

　　二汽1969年正式开工，2009年是40周年大庆，但二汽筹建还要提前。陈祖涛在1965年12月20日说：“饶斌、齐抗在1964年10月领导工作组开始选厂址，1965年5月饶（斌）提出筹建二汽要逐步形成五条战线，即有5个基本环节：一是产品环节；二是四新三化；三是设备；四是选厂址和基建；五是中间生产。到1965年底，这五条战线基本形成。”

　　我原任一汽工艺处副处长，1965年10月调入二汽，属二汽指明从一汽调100名干部中的一人。饶斌同志电话通知我去二汽所属长春汽车研究所报到，任副所长——饶（斌）分配我的工作是为汽车产品开发结构用材并开辟投产后材料货源。此时，汽研所及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两单位已奉一机部命令整件制划转二汽。

　　汽研所已有15年历史，主要领导人为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张庆梓。按照他制定我承担的所内工作外，要重点领导第三研究室，即材料室业务，并按饶（斌）的安排立即赴南京，参加产品材料开发工作，迎接冶金工作部11月2日抵宁工作组，共赏二汽用料方针。事后同赴上海参加冶金部新材料试制会，为二汽筹取新材料。

　　我在南京和上海调研工作约一个多月，又被派到长春，参加饶斌主持的二汽筹建骨干会。其中有内定的二汽5位领导人——饶斌、齐抗、李子政、张庆梓、陈祖涛和先后调入的处级干部，共20多人，一起商议二汽大政。

　　这时一机部部长段君毅正率领党组全员在一汽蹲点，二汽向上汇报，得到指示和支持正是最好时机。骨干会在1965年12月5日至25日断断续续开了7次。12月29日二汽筹备处在长春召开第一次全体职工誓师大会。段（君毅）部长、郭力副部长和饶斌都做了关于二汽建设极重要讲话，正式宣布二汽筹备5人小组名单及由饶斌、齐抗负责。

　　关于这次大会，我在2004年纪念东风汽车公司建设35周年而出版的《激情岁月》一书中，做了《为理想而奋斗》一文，其中有详细报道。现在再凭记忆以及不完整的个人笔记整理出本文，以此记录在二汽历史中有重要意义的“二汽筹建骨干会”的一些情况，供大家参考。

　　建设二汽是适应时代需求。

　　1964～1965年国际形势严峻。新中国成立，美国即视我为敌国。朝鲜战争后，美第7舰队更一直在我海岸7海里外游弋。当法国侵越失败撤军后，美国竟无端出兵侵占越南，从南方进一步扩大对华包围圈。此时前苏联与我因政治分歧，国家关系全面恶化，1960年至1964年甚至多次出现边境冲突。

　　党中央迫于形势，决定备战。设想抗日战争时，中国半壁江山沦陷，为应付最坏局面，须进行大小三线建设。为此，东北和沿海大厂都参与西部大三线建设。

　　当时我国有实力的汽车工厂只有5个：长春汽车厂1964年初次超设计能力产出解放牌4吨卡车4万辆；第二大厂是自力更生建成的南京汽车厂，1963年具有年产跃进牌2.5吨卡车能力1000辆，预期1966年可扩建达5000辆能力；北京汽车厂批量生产北京吉普和130型轻卡；上海汽车厂曾主产三轮汽车，正转产上海牌轿车，年产几百辆；还有全国惟一的重型车厂——济南汽车厂，年产黄河牌8吨卡车几百辆。

　　以上5个厂全都在沿边沿海地区。一机部因此向上打报告：在三线先建年产重型军车1050辆的大足汽车厂；再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建设能力1～8吨各种载重车的中型汽车生产基地，即二汽，其计划规模为年产10万辆，约为一汽初建能力的3倍。

　　得到批准后，二汽筹建重任落到了汽车界最负众望的原一汽厂长饶斌肩上。1964年末1965年初饶斌和原南汽厂长齐抗及日占东北期我地下党员——原一汽铸造厂主要领导人李子政最先到位，并吸收原一汽3名技术干部谢渊、王敬仪和毛志强为工作人员，组成了几乎一无所有，被戏称为“皮包公司”的二汽筹备处雏形。据毛志强回忆，饶（斌）常在北京汽车局找总工程师孟少农讨论筹建问题。

　　饶斌等人奉命凭空筹建这样一个大厂，任务真是无比艰巨。当时汽车行业并无新产品技术储备，又不甘心照抄苏联设计的一汽解放牌——事实上，曾任一汽领导多年的饶（斌）与孟（少农）都极不满意苏联汽车工业每个汽车厂分工生产一个吨级汽车的格局，而是希望一个厂能生产由小到大多品种系列汽车。

　　二汽除了产品毫无着落外，还要去三线基础设施空缺的贫困大山区落地生根，那里根本不存在一个稍有物质雏形可以利用作为二汽萌芽的落脚点。何况当时新中国尚处在国际封锁之下，已不可能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得到前苏联外援（当然这也是有偿的，所有进口硬件实物和软件，如图纸、技术文件、专家来华和中方职工培训费用等都要记账，并以农、副、矿产品来支付）。

　　所以坦白说，二汽建厂要比一汽更困难。二汽就像变戏法，要从“无”变“有”，变出领导们所设想的那样一个尽可能先进的工厂，产出世界一流的系列汽车产品，谈何容易。可是中国哲学历史有辩证核心，认为的确存在由“无”变“有”大道。二汽的实践就成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它已成长为生产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和其他产品的先进汽车大厂。

　　聚人才

　　1965年的中国汽车工业虽然力量尚微弱，但已经有了一定建设和生产实践经验，并孕育出自己的队伍和领导人。他们能总结经验教训，有日趋成熟的想法，并得到中央领导和一机部的支持。他们有理想，有勇气去实践建设憧憬中的中国二汽。

　　1965年二汽筹建组饶斌等领导人开始集聚人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领队伍共同探索建设二汽的具体思路和实践。到12月召开筹建骨干会时，二汽不但已有集体领导核心5人小组，并且已有一定队伍，包括成建制接收汽研和工厂设计处两大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俞织芳在（1965年）12月15日召开的骨干会上说，一机部按二汽所提100人名单，自一汽调人已大部分报到。二汽已有干部84人，其中处级12人，科级16人，技术和财会干部35人，含工程师17人。

　　饶斌最擅长结合业务做群众政治思想工作。他在1965年12月5日首次骨干会上宣布，每周开半日会两次，“首要工作是思想工作”。他说，“如不彻底解决活思想问题，二汽筹建便会遇到很大困难；如解决了，则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我们仍是政治领先，要好好讨论一下。思想问题不是开一两次会就能解决，要在实际行动中抓紧和提高，怎样树立坚强的革命思想，打退一切不良思想……”

　　“二汽厂址一定，便要把人马带上阵，这便好了。在高楼大厦温室中是很难体会光荣和荣誉等，还是会‘怕’字占先。只有到了三线厂址，过集体生活，讲阶级友爱，在工作中，新的作风便会代替老思想，很多看法会发生变化。”

　　“我们这些同志，受党的教育、锻炼了多少年，到了厂址便是不穿军装的工作队。我们一去便扎下了根，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和家庭生活，为建设共产主义，都要讲清楚。这是很美妙的，苦中会出甜。这种美妙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美妙，而是工农结合，缩小工农差距。”

　　“许多人会对孩子教育而忧虑，但党的教育史培养亦工亦农，会生产的劳动人民，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一开头就这样做。我们一方面讲苦，有精神准备，另一方面要讲，苦也没什么，比起大庆，比抗日战争，比红军过雪上草地要好多少倍了。所谓苦，是比较现在而言，但比起大庆建设当年，今天也不见得比它苦。”

　　“光讲苦也不行，还要讲美好远景：自己亲手建设的工农关系和教育新制度，还要创造生产跃进大发展的办法，想去干一番事业，为汽车工业多做贡献，那里另有天地，有很好条件可发挥我们的天才和创造性。要如何激动他的革命事业心，在整个汽车行业发展的转折点。”

　　“我们已渴望10年了，例如汽车局的姜季炎为新汽车厂找厂址已有10年。搞汽车产品的想法又是多么鼓舞人心呀！过去是单品种，现在建设系列化汽车，如无二汽就没有这机会。我们要集中全国的先进工艺到这里来，这心情是多么舒畅呀！要向此努力，只要看到全国最好的，便要去挂钩，要在这些厂做试验，与他们商量去引进。为此，不做5年、7年、10年苦功夫不行。所以我们的苦还不在生活上，而是工作很艰巨。科学工作就是要艰苦不移地干，才能得成效。建设二汽是个很好的机会……”

　　他接着又讨论二汽的设备、材料、工具和生产前景等。他说：“这些事情实在兴奋人心，要使人高兴得睡不着觉。所有这些问题和思想状况，我们政治工作人员要针对做工作，要改变面貌，想这些鼓舞起人们，以这些思想来克服困难。政治思想工作也不单纯是政府部门的事，搞业务的人也要做，才能说得具体。要意气风发，我们这里也要出大庆式企业，大庆首先就是革命精神问题，只有坚强的旺盛的革命精神才能创出奇迹……”

　　“大家以后要多谈谈理想。在新事业中何有理想？我们这还有点时间可以干一下。张庆梓和我都是52岁，老死前还可以再干出点事业来。就得这样，生活才有味道，总得有点理想去怎样干，不能老等人家指点你，你自己怎么想……”

　　饶斌做的这个开场白，对大家有很大启发作用，我也认识到，去二汽应当创造性地投入革命工作。二汽建厂是艰苦内地创业，不仅是建设一个工厂，也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即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因素，这是我们的人生追求。

　　从效果看，二汽筹建在聚集人员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上卓有成效。到1965年，已聚集上千人队伍。1966年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又向一汽党委下达指示：全厂三级以上个人和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均分成三份，由二汽来挑选其中一份。陈祖涛在《我的汽车生涯》一书中提到，二汽五人小组派他去挑了2000多人。

　　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许多事情都乱了套。原已归属二汽的长春汽车研究所和长春工厂设计处都分别被造反派夺权。1967年两单位造反派反对归属二汽，先后宣布脱离二汽。

　　但仍有少数同志造了他们的反，各有十几人坚持到二汽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为二汽工作骨干，如二汽产品处有几十人来自汽研所，但汽研所三室当时只有樊惠卿和刘运长两人留下，他们在二汽都有重大业务贡献。

　　此时一汽厂长也靠边站了。从一汽到二汽的人员较多，造反派也控制不了那些自愿到二汽报到的人。此外，一机部、一重、二重都有人到二汽，再加上湖北省人员和新毕业学生，二汽就有了一支坚强的队伍。

　　五条战线和产品开发

　　陈祖德在第3次骨干会上谈5条战线时表示：

　　一是产品。依靠全行业，以华东地区为主，其他厂包括一汽也参与。以长春汽车研究所为产品设计核心，下楼出所三结合，大搞设计试制试验，形成系列化产品设计试制网，今年4月开始，成绩突出，任务基本完成。

　　二是四新三化。四新指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新结构，三化指系列化、通用化、标准化。以长春一汽为主，吸收其他兄弟厂参加，以长春工厂设计处为核心，出院下楼，到群众中去三结合搞四新包建工作。硬骨头任务在一汽，也吸收兄弟厂如北齿、上海、南京等。专业队伍与群众路线三结合，依靠全行业高四新和工业设计，最后体现为二汽的工厂设计。

　　三是设备。就建厂速度和水平而言，设备将是突出矛盾，要靠全行业，还要超出汽车业，要靠一机部今年9月末组织全国机床行业定一套办法，为二汽大设备战役，现各方面正在进行中。

　　四是选厂址和基建。去年（1964年）10月起饶斌领导选厂址，今年由齐（抗）领导，已做不少工作。

　　五是中间生产。逐步组织形成中间生产网，以进一步考验我们的产品和工艺，并落实“四八设备”。使我们边建专业厂边投产，出一批车，尤其是国防急需两吨越野车。还要考虑附配件在二三线配套问题。

　　陈祖德还说，今年依靠全行业，长时期逐步形成五方面工作，目前有些方面进展比较突出，如产品；也有进展不落实，如包建、设备等问题很多。厂址尚未定，中间生产问题很多，矛盾很多。但5条战线已基本形成。

　　二汽筹建组首先抓产品的开发，因为产品和生产纲领是建厂依据——必须具备汽车每个零件的设计图及其年产量才能确定生产工艺选择制造设备和工艺设备，再据以规划厂房、人员配备、动力、物流和生活设施以及工厂生产和生活区的平面布置等工厂设计细节，然后才能按工厂设计建厂。

　　筹备组另一大事是选择厂址，要符合中央备战要求和满足上述工厂设计，力求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

　　备战意图规定二汽以生产军车为主，但也要兼顾民用，叫做“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到1970年代才改为“军民结合，以民为主”。

　　军车品种取决于部队需求。主要用途是代替骡马，挽火炮，包括防空高射炮。双方确认二汽应主生产2吨越野车，用其总成可以开发3吨半民用载重车。后者也可适用于当时我国狭窄的支线公路，其桥梁承载能力较低。3吨半载重车也受部队欢迎，可供载运步炮兵和弹药等各种物资。

　　二汽筹建组虽已通过外贸渠道新购入国外2家名厂16辆不同吨位级的系列化设计载重车，但并无2吨级越野军车可资参考，只能自主开发。

　　产品开发重任落在长春汽车研究所主要领导人张庆梓肩上。张原是华东解放军“一担子工厂”厂长，承担汽车修理任务。南京解放，该厂落地生根，不再随军漂泊而发展成南京汽车制造厂。张后调入长春汽研所。

　　二汽筹建领导人中，不仅齐抗和张庆梓曾任南汽领导，饶斌也曾在南汽蹲点，二汽便商妥：依托南汽，共同成立“中型载重汽车基地建设委员会”（简称3吨半汽车试制办公室），以南京为主，也到上海、武汉、长春汽研等多地试制新车总成，在南京组装汽车并试车。因此，尽管二汽产品开发负责人是张庆梓，但南汽配合由其总工程师赵江负责，赵动员南汽力量，做了不小贡献。

　　汽车设计的技术领导人是王汝湜。王本是一汽产品处底盘设计科长，技术精湛，被饶斌指名调到二汽，任长春汽研所副总工程师。张庆梓派他常驻南京，具体领导设计试制试验，南汽产品工程师周绳德为副（附注：王汝湜后任二汽产品处处长，提任二汽技术副厂长，调任中汽重型汽车厂副厂长、总工程师，退休后回东风公司任咨询委员会委员）。

　　1965年12月20日张庆梓在骨干会上，讲了二汽的开发进程：

　　“今年春天长春会议提出二汽产品设计交长春汽研所承担，5月23日、6月5日、7月13日共派出111人赴南京和上海等几个承担二汽汽车或总成工作的工厂，会同南汽派出10人，其他两单位12人，共已有130多人队伍，分成15个组（有总布置、发动机、车身、传动系及材料工艺组等），南方发动机设计组设计直立6缸机，长春汽研所另设计V型8缸机。”

　　“一是配合南汽和上海各厂经5个月已试制出3台3吨半载重车，和6缸94mm缸径汽油机。”

　　“二是派出30多人设计队伍，到部队82天，基本完成2吨越野车设计，再下各零部件厂，约明年1月中可完成零部件设计。”

　　“三是对发动机做出快速试验，个别零件失效，做了改进。”

　　“四是在南京郊区汤山，勘得一条13公里长的环形卵石路，供新车道路试验用，超载至4吨，已累计行车10400公里，发现悬架弹簧断裂，需加强。其他右转向节臂断需改进热处理，及两种零件松动，一种裂开及制动力不足等问题。”总的，认为再经一轮修改设计，应可基本消除缺点。

　　“五是开展多种部件台架试验。”

　　“六是开始进行传动轴、转向机、离合器的系列化方案设计。”

　　“七是工艺材料工作。”

　　“八是在长春组织力量，开展V型8缸发动机设计。”

　　“在杭州发动机厂还开始按汽研设计的6缸120mm缸径柴油机，进入小批量生产。”

　　张庆梓还谈了1966年开发规划及按内定的长江汽车托拉斯方案整合本地区各厂力量进行设计和试验试制。

　　会上大家对产品专题讨论极为踊跃。成立托拉斯，整合机械工业力量，原是上面的方针，后发生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重点批判而不再提起。饶斌发言曾提到二汽建厂四大问题，即产品系列化；分厂专业化；建厂采用聚宝和包建方针及解决长江公司托拉斯方案。前三项在二汽都已实现，饶的托拉斯设想，被文化大革命冲击而流产。

　　会后，二汽筹建组开发的2吨越野车（简称20y）和平头、长头两种驾驶室的3.5吨载重车都完成试制试验和定制，提供了图纸。二汽筹备组迅速组织制造工艺设计，提出大量多种新设备，包括许多自动生产线的设计任务书。一机部据此组织全国机床设备行业接受新设备开发任务。

　　后因世界局部战争的实践，飞机越飞越高，军方认为我高射炮必须加大，才能有效防空。原20y越野车拉不动新炮，要求二汽改产2吨半越野车（25y）。相应的民用载重车改为5吨车。二汽筹备组只得更改主要车型全部设计，原694发动机功率也不够，时间紧迫，只得接受一汽已基本完成的6缸100mm缸径的发动机设计，再作改进。而原设计的3.5吨民用车和694发动机设计，后被广东省采用，组织生产了不少汽车。

　　新材料八条

　　饶斌十分重视汽车新材料的开发应用，这与他任职一汽厂长，再任汽车局长的经历有关。他深刻认识到，如无汽车材料国产化，就不可能大量生产汽车。一汽建厂只花了3年，1956年便产出优质解放牌卡车，但此后多年徘徊，远达不到设计能力年产3万辆，直到1964年才实现。我曾听他提起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话，一汽要增产，则必须大量进口钢材，就要多出口猪肉创汇，将影响人民生活，因此还不能满负荷多产汽车。

　　那时冶金工业还不能满足汽车用材较高的技术要求。合金钢厂没有大轧机，不能生产大径棒材，更没有一家钢厂（包括鞍钢）能生产汽车薄板。为此，饶斌亲冒风险去不友好国家采购一批冷轧深冲薄钢板，一汽靠此宝贝库存，维持驾驶室生产多年，直到鞍网冷轧钢板厂投产。但用其初期产品深冲汽车件废品率很高，并且还产不出特宽板，直到世纪末宝钢投产才解决困境，但初期供量也少，国家仍得年年进口汽车板。

　　合金结构钢全世界都主用镍铬钢，但我国当时尚未找到镍和铬矿藏。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月（远在抗美援朝之前），美国便纠集资本主义国家成立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禁运一切战略物资，镍铬首列禁运名单。

　　我国工业都曾因缺镍而严重影响生产，一汽初投产便揭不开锅。国家发下红头文件号召全国节约镍。世界铬产地虽较多，但不久后国家又发红头文件号召节约铬。1957年国家召开节约镍铬会议，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说，用料要立足国内，符合国家资源才能称先进。一汽经过多年努力，实现生产世界首创的“无镍汽车”，质量同等优良，并节约耗铬量一半。

　　饶斌因有亲身体会，第二次骨干会便安排我汇报二汽用材的想法。我从1956年起任一汽总冶金师，曾组织冶金处及全厂开展镍铬代用工作，也曾为开辟稀缺汽车材料货源，走遍全国大小主要冶金厂家组织试制汽车材料。因此自1965年10月接受饶斌调令起，便对他重视汽车材料的心情十分理解。

　　除引入一汽成果外，我还在沪宁一个多月参加会谈；技术会议，并和汽研三室一班人接触切磋，与冶金部小组会谈，讨论国家资源现状。同时在上海提出1966年为二汽试制新材料品种的初步想法。

　　一是必须最大程度地节约镍和铬。

　　在合金钢中传承一汽经验，推广鹏合金钢。调质硼钢便沿用一汽的40锰硼，但渗碳硼钢拟不用一汽的锰钛硼钢。长江流域的铁矿中有共生钒元素资源，故拟开发锰钒硼钢，预计可改善齿轮性能。汽研三室陈朝鸿已做过一些实验研究。

　　此外，还拟开发更多硼钢，如硅锰钒硼弹簧钢，是二汽邀约大冶钢厂联合自主开发的新品种。在会上，我讲了自己的观点：一汽历来采用硅锰缸制造汽车板簧，过去总认为已符合国家资源，无需变动，现在认识到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要推陈出新，因此已安排2种弹簧硼钢的试制，以供优选。饶斌同意并评论说，这符合不断革命思想。

　　合金铸铁中，一汽仍用一些铬以保证发动机汽缸体的耐磨寿命，现在我们已了解武钢的主要铁矿中含有微量铜元素，二汽可应用武钢的含铜商品生铁，在铸造车间自己在加入钒铁，就可用铜钒合金铸铁汽缸体和汽缸盖，其耐磨性应可相当于一汽的铬合金铸铁，但耐腐蚀性将更优，这就可使二汽用铬量比一汽又下降很多。

　　发动机进排气阀耐高温，解放牌用铬钼合金钢，现在冶全部钢铁研究院有新科研成果“铁铝锰气阀钢”，完全不耗镍铬，拟引进。后二汽应用很久，终因寿命不够理想，1970年代因我国已开发金川大镍矿，为适应二汽发动机功率大，遂改用仅含镍4%的21-4氮钢，沿用至今。

　　二是最大程度地推进低合金高强度钢。

　　我国当时钢材产量很少，制约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宜采用16锰等低合金高强度钢板代替碳钢，不但可使汽车车架和车箱构件减薄节材，有利汽车轻量化，还能提高汽车强度，增加超载能力。

　　三是采用稀土镁球墨铸铁。

　　我国新发现包头钢铁厂的白云鄂博铁矿石富含伴生的稀土元素，最近提炼得稀土合金，若少量加入镁球墨铸铁，可大大改善产品和工艺性能。南京汽车厂因缺少大锻钟，不能锻造发动机曲轴，历来改用镁球铁做曲轴，但铸造废品率很高，毛志强建议二汽曲轴可用稀土镁球铁制造，这个建议得到张庆梓支持，并专派三室铸造工程师樊惠卿参与攻关。

　　我在南京知道此事后，也全力赞同，认为这样既可大量节约钢材，降低成本，其耐磨寿命肯定大大高于钢曲轴。同理，又与樊惠卿商量，要扩大这种珠光体型稀土镁球铁代替其他抗磨钢件，如发动机气阀摇臂和钢板弹簧总成中的摩擦件。

　　我和樊沟通认为，稀土镁球铁除上述珠光体型以外，还可做成铁素体型品种，其强度比美国和一汽大量采用的可锻铸铁要高20%，因此种新型球铁代替可锻造铸铁，可降零部件重量，提高汽车超载能力。

　　同时可直接用生铁锭做原材料，代替必需用我国当时特别短缺的废钢作为可锻铸铁炉料（一汽为收购废钢困难，很感到头疼）。此项改革成为二汽锻造二厂的基础，其生产规模和技术成为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实践。此外，卡车后桥壳宜用稀土镁球铁，不宜选择钢板冲压方案。车轮幅板耗用钢材多，宜开发球铁件代替。

　　四是开发钢-木混合结构方案制造车箱，代替解放牌的木车厢。

　　我国林木不足，一汽采购车箱优质木料十分困难，二汽宜采用混合结构，用钢材代替，省下大部分木材。

　　五是多用铝。

　　铝比重小，可减轻汽车自重，宜扩大应用。二汽宜建较大的铝铸件基地。

　　六是学洛拖，建腊模精密铸造车间，将小锻件改为铸钢件，利用汽车生产废钢做原料，可省去向国家申请钢材。

　　七是用铁粉末冶金含油轴套代替青铜衬套以节省铜。

　　八是推广采用塑料。

　　世界上现开始盛行塑料，它是从石油提炼的产品。二汽汽车上也宜多用，尤其解放牌驾驶室坐垫采用棉、麻、布、钢弹簧结构，一是落后，二是废料，宜用性能好且轻的聚氨酯泡沫制品替代。

　　“3年内一定要有结果”

　　听完我的汇报后，饶斌说：

　　“材料考虑的方面较多，需做大量试验，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做结论。这也是一种大胆设想，新车上如果不敢闯一下，等工厂建成了再来闯，便费劲了，要争取时间早干。”

　　“一汽所用国外牌号材料，有些已改成国内牌号，节约了不少镍铬，所剩不多了，做得不错。一汽的成果肯定要用于我们新车。硼钢肯定要用。16Mn也要用。你未谈工具用钢，也应当用国内原料，也要作为一个题目，也要革命。南汽曲轴用铁球，国内好的经验要采用。”

　　“现在条件好了，产品设计同志们要很好配合来采用新材料，工艺上如何适应新材料也要很好讲究。现在工具、装备快要制造了。”

　　“材料工作起步迟了半年。毛志强先到二汽，做了一点工作，但需要全部系统地设想一下，把情况了解好，作为建议。”

　　“现在主要是在设计部门，要向产品设计师们集中谈一次，可以根据调查写一个意见。别的部门如铁道部门采用低合金高强度钢，经济效果如何，工艺上有何问题？人家的试验资料可以收集，调查资料可以发给设计师们看，他们已分散各处，所以要写简报，与设计师、工艺人员沟通。把经济效果，提高生产效率等说明。凡说不清的写‘待查’。可以把想法写出来，比今天更详尽，让大家看一看，反正这些想法还要经过试验。”

　　“可以向设计师提几个要求，哪些东西要用粉末冶金，定了以后可以再做试验。现在2吨越野车正要试制第二轮，可提出哪些用粉冶件，哪些用塑料或球铁。定几个算几个，请设计师们自己也考虑来定一批零件。可能有人想，要先试验，试验完了再用，但现在来不及了，反正这也是试验车。”

　　“若说用新材料，问题太复杂了，那可以分析嘛，这台车不用，另一台用。明年要试制30台车，可以几个车用新材料，几个车不用，以作比较。反正不能失掉这个试用机会，如果不这么干，那又怎么办呢？要多少轮才能弄清楚呢？还有在二汽的中间生产中，也可以多搞一些。总之，3年之内一切都得定下来，结论都要清楚。”

　　“大家议论议论，如何利用试制和中间生产来做实验，产品和工厂设计应如何定？若等你试下来再设计工厂是不行的，交叉中的矛盾如何办？由此引起某处生产能力大了一点，某处小了一点，将来还可以调整。”

　　“曲轴采用球铁，就定了工厂设计按球铁干。”

　　“铝需要一个小生产基地，我同意。”

　　“应当有一个材料工作专业队伍，大家关心。张庆梓建议设一个‘材料口’，我同意。材料队伍要找骨干，大学生。”

　　“我们集中全国好的东西到二汽。这个口号一汽也想接受，那更好。对包建二汽有利。我们要依靠行业各厂。要沟通和鼓动，多说外面有什么好东西，你们已落后了，这样他便干了，比与他订合同，要他干更容易说服。到南汽说一汽在干什么，到北汽说南汽在干什么。”

　　“不要怕多想，就是怕不敢想。提出来后，一项项去啃，创造条件和机会。材料方面有一些建厂前未干成，建厂后还要继续干。”

　　“还要依靠全行业，要善于做群众工作。有好的东西，要赶快传播消息，人家一弄，便解决问题了，起码一大部分解决了，搞得好，便分不清你的我的，出路就在这里。一汽做材料工作好多年了，现在又出了二汽一摊子，把材料情报给他，他一动手，两家就沟通了，可移植到我们车上。要敢想，想出些东西，又符合我们进度要求。注意不要抓不住，想了一堆，人家不动手，两手空空便糟了。所以该与他订合同时也要订，这个项目是我的呀……”

　　接着陈祖涛说，现在产品、材料、工艺和设备问题都串起来了，要商量。现在已与一个粉末冶金厂挂了钩，上海有个厂已挂钩想试铝件，还有塑料等。在外做工艺试验，也牵涉到材料。现在二汽各条战线都在搞工作，有串连协调问题。

　　饶斌表示，从工艺角度要考虑材料，材料则要考虑工艺，设计要考虑材料。

　　李子政说，产品、设备、工艺、材料间暴露问题相当明显，该下决心。例如汽车后桥，大车可用铸铁件，3吨以下小车，桥壳用铸件还是钢板冲压件呢？不妨铸件做得薄一点，两端插钢管，暂时少用钢板行不行？国外钢板多，而我们铸铁件700元一吨，多便宜。我们赶先进是否也要学他？我们宜千方百计用薄铸件代替钢板冲压件和锻钢件。我看到外国发动机气阀摇臂，有冲压件，也有铸铁件，我们应符合国情，便是先进。

　　陆孝宽发言说，一辆卡车，一年燃用汽油8吨，10年20年燃油费用为汽车成本多少倍。我认为如不增加重量，可以以铸代锻。但笼统提以铸代锻不合适（二汽曲轴以球铁代锻钢，未加大尺寸，因铁比重小于钢，其实降低了重量，还更耐磨，提高了寿命。气阀摇臂亦然。）

　　吴曼恂提议道，材料一变，工艺、产品也要变化，反之亦然。谁来综合平衡？技术问题要有个小组来处理。

　　饶斌认为，要设总工程师办公室，由陈祖涛管，各个口都要各有雄心壮志，有想法，有革命精神，赶超精神，敢于负责。各口不能闹矛盾，也不能怕矛盾，要互相商量，善于解决矛盾。

　　会后饶斌意犹未尽，单独把我留下，交代我四点：一是车轮轮幅如果球铁行，不用钢板，要做试验；二是后桥可支持用球铁，2吨半、3吨半载重车均可试；三是铝件可按每车用20至30公斤布局；四是气阀不用镍铬，要写个报告上报。

　　一周后，即在（1965年）12月15日第三次骨干会上，饶斌又向我交代：最好在试车时用上新材料，起码一部分要用。并要求我向张庆梓、王汝湜建议，跑车时做实验，台架试验也用上新材料。

　　四新聚宝

　　饶斌是一位胸怀大志的领导干部，从他主持一汽建厂到授命筹建二汽已12年，他对汽车和汽车工业已有丰富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多次循环累积。1958年他响应大跃进号召曾组织一汽成功实现生产能力翻番至班产百辆份。继而他提出“班产250”目标，因主客观条件不具备，虽全厂做了很大努力尚未实现。

　　此过程中，他已接触群众的很多新设想。现在要筹建比一汽初建时大三倍的二汽，他怎能不孕育许多新思路呢？于是便有了“四新聚宝”方针。他所设想的二汽应当生产采用新结构和新材料的系列化汽车产品，工厂则应当由大中小结合、前后方能力齐备的多个专业化厂组成。采用新工艺、新设备、装备，厂房也应是新结构建筑，动能则主要用无污染的水力发电。

　　他又是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创造性探索实现这些设想途径的高明组织者。当时国家正号召全国赶超先进，他在骨干会上说：“一汽正在搞赶超，它所有的赶超设想，二汽都要采用。二汽建设要落实在一汽和全国各地的赶超精神上，这样建设二汽才不至于落后。二汽若能集中全国的赶超成果，便不会落后于世界，二汽才可以赶超美国。”

　　“要采用三结合，工人参加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工厂设计。我们二汽要专业化、系列化，采用新工艺，以少数总成拼装出各型汽车。”

　　“要突出政治，学习大庆精神状态，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全国先进的东西拿到手。例如二汽分来的大学生，要派出去劳动，便要求拿回先进的东西。情报单位要负责发现国内的新东西。我们引进技术要大胆一些，人家试验了什么，基本成功的便要拿过来，若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便继续试。”

　　这就是他的“聚宝”思想。在他和5人领导小组推动下，二汽的四新聚宝工作蓬勃开展。二汽建成后，1982年3月出版的《聚宝一二汽采用全国“四新”技术概况》中记载到：

　　二汽在建设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用“聚宝”的方法，广泛采用了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取百家之长，把一汽以及全国机械行业和科研单位的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经过试验，移植到二汽生产建设上来。先后共采用新工艺53项，新材料14项，新设备4000多台，使汽车制造加工工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新工艺新技术方面，铸造采用高压造型、挤压造型自动线代替落后的震动造型；用薄壳制芯、热芯盒代替手工制芯；还采用工频熔化、蜡模精密铸造等。锻造采用机械锻压机、平锻机、高频加热等代替以蒸汽为动能的模锻锤和煤气加热。冲压方面除典型压力机外，还采用液压胀型生产皮带轮及连续模开卷落料自动线、钣金件冷弯成形，T型钢滚压成零件以及辊压型钢件定尺切断等。”

　　“机械加工采用缸体6面拉削、连续拉削、齿轮园拉、单循环拉齿、高速滚齿、宽砂轮磨削、多砂轮磨削、自动半自动磨削以及程序控制、仿形、自动车削等。还采用各种无屑加工工艺，如多工位自动冷墩搓丝、冷挤压、缸筒冷轧、花键冷敲、行星滚丝、多根冷拔等。特种工艺有无氰镀锌、无氰镀铜、无罐气体渗碳、电感应加热、气体氰化、多焊点、二氧化碳保护焊、水箱中频钎焊、静电喷漆、电泳涂漆、红外线烘干等。”

　　全厂现有设备2万余台，其中新设备1000多种共4000余台。全厂500多条生产线中有117自动化生产线，包括冷加工自动线57条，热加工和特种工艺自动线60条……为了补充我国机械行业不足，适当引进一些关键设备，约占设备总数的百分之一，如1.2万吨锻压自动线等。

　　在新材料方面，采用珠光体球墨铸铁、铁素体韧性球墨铸铁、冷激铸铁气阀挺杆、40锰硼及20锰钒硼钢、55硅锰钒鹏单面双槽弹簧钢等。同时还广泛采用普通低合金钢和粉末冶金零件。

　　建设二汽实践证明，采用“聚宝”办法，是在我国机械工业具有一定水平基础上，集中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现代化大型企业的正确道路。其结果不仅保证了二汽的先进水平，也促使了我国机械行业以及科学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聚宝”方法，今后还将继续推行下去，成为二汽的传家宝，使全国人民心爱的灿烂明珠，永放光辉。

　　憾别长江汽车托拉斯

　　陈祖涛在12月20日骨干会上说：“1964年10月饶齐亲自领导选址1年多，工作组8次去湘、鄂、川、陕、黔5省49个县市，共选过290块土地，并先后去38个单位调查研究，收集地质资料。包括地震、地方原材料供应，特别是交通运输方案，包括在湘西派人参加沅水浅底船试航。这8次共编制厂址15个。饶还考察沅水逆水顺水过滩装载托运。”

　　“我们的经验是跟铁路和水运方案闻风而动，争取时间，不能等条件及等上级决定。我们跟国家出川铁路方案而行动，还必须符合‘靠山、分散、隐蔽’原则，立足备战。厂址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原则。过去对此只片面理解为少占农田，现在则提高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和半工半读。”

　　“为了二汽的物资运输，我们必须跟铁路和水路。川汉铁路曾有5大方案，每个又有许多小方案，各有优缺点。今年二汽一直跟他们跑，跟得紧、钉住快，铁路走哪里，我们便跟，甚至比铁路选线人马还要早去。现因出川铁路放弃湖南而走湖北，明年1月我们就去湖北选厂址。”

　　张明忠自一汽调入二汽后，便授命组织中间生产。他在骨干会上说：“11月至12月看了38个厂的情况，中间生产的意义是：1.一切经过试验，为二汽大量生产提供可靠的产品；2.缩短新基地生产准备时间，经反复试验，以积累提供比较丰富的数据；3.在建厂期，技职人员可通过中间生产得到锻炼和培养；4.带动今后配套行业发展生产技术；5.适应国民经济需要，产出一批汽车；6.有了中间生产，二汽上了马，所以总成有人要。”

　　他还谈了中间生产厂址选点后的几年，出总成出汽车的规划。包括发动机、变速箱、驾驶室、车架、车轮和2吨越野车、3吨半卡车等。

　　饶斌等领导人所设想的是，动员全行业支持二汽，开发出以2吨越野车为主的系列越野车，和以3吨载重车为主的1至8吨载重车系列。其中2吨越野和3.5吨载重车尤为重中之重，要及早定型，因为急需这两型车的设计图纸以确认工艺和订购生产设备和建厂。

　　到1965年底，因两个主车设计、试制和道路试验工作已多有突破，对中间生产的期望更高了，希冀通过这项工作实行一切经过试验的方针来考验产品和开发工艺，也有潜在的可能将南京、上海、武汉、长沙一些工厂，通过共同开发及试制试验，进而生产同一系列产品而组合到长江汽车托拉斯旗下。这就可以支持新的二汽建厂，特别是包建二汽。

　　二汽原来一无所有，要靠全行业支持建设。饶斌认为：“关键有二，一是产品设计、试制、试验和中间生产，以华东为主，一汽参加。包建则要以一汽为主，他厂参加。几个硬骨头大厂，要以一汽为主包建，他厂也分担一部分任务。”

　　针对别的设想，他又说：“与一汽谈包建虽然很难，但不能动摇，要耐心工作，上海缺少大量生产经验，而一汽已有七八年汽车生产经验，非常可贵，找不到代替单位。其他工厂也可包建许多项目，如上海农机公司可以包建传动轴、转向机（上海南汇厂），钢板弹簧（威海弹簧厂），汽车仪表，包括软轴（黄河仪表厂），汽车附件，标准件；北汽可包建化油器；南汽可包建球墨铸铁曲轴；武汉汽配厂可包建活塞、活塞环、轴瓦等”。

　　汽研所的产品设计人员下南汇厂三结合，该厂有300人，其300台生产设备只有6台是国家给的，农机公司霍经理说：“这个厂自己开发生产设备，走中国式道路。”我们与他结合，搞出了系列化产品和工艺，边议论边试验，工艺也是多品种的。该厂要二汽支持50万元工艺试验费用，但用此方案却可节省500万元（齐抗插话说，是双方互利的。）我们需要树南汇厂这样的样板，闯出一条路，来解决专用设备的开发。

　　按照饶斌等领导人的构想，动员全行业一切通过试验来开发出二汽系列化汽车产品及新工艺、新设备，这就能为二汽新基地筹建的同时，改造长江流域若干老厂，再整合新的二汽和这些老厂，组建长江汽车托拉斯，就会有助于改善我国汽车工业散、乱、差状态，具有重要作用。

　　但这样的设想是有阻力的，这在骨干会上就有所反映。首先是思想统一不了，即“对方厂子越小，越能接受这样想法，厂子越大，越难想到一起。”二汽要靠兄弟厂投入试制等，就牵涉到费用。二汽曾分配自己一部分资金协助，所以小厂很愿意。他们支持二汽开发产品和工艺，乘机改造自己，最后包建二汽某个专业厂或某个车间，输送了部分干部和工人，也解决了若干人的就业问题。

　　不妨说，长江托拉斯设想，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未成事实，但对二汽一部分较小专业厂的包建等，还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二汽造成极大冲击，饶斌、陈祖涛成为运动重要对象，许多处级干部也成为运动对象。汽研所和工厂设计处脱离二汽。托拉斯被否决。二汽筹建组所设想的中间生产汽车几十、几百以至上千的方案并不能实现。

　　但筹建二汽的思路非常具有创造性，并且也极有见解，其部分实现也体现为二汽从一无所有演化成排除万难，终于建成。当然这应该归功于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但1965年基本形成的二汽筹建思路，已被历史证明确实可行。

　　（2009年7月24日写于十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