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汽车行业看，饶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但从我个人讲，作为承上启下的第二代汽车人，饶斌是我的导师。

 　　张小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196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当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也是汽车工业发展最艰难时期。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全国汽车产量不到1万辆，主要是解放牌，轿车只生产了11辆。

　　在大学里我开始了解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对饶斌的第一个认识是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他建设了第一汽车厂（以下简称一汽）。再进一步，一汽是跟苏联合作156项重大工程项目之一，毛主席明确指示“中国要有汽车工业”。那时尽管知道饶斌，但作为学生，距离太远。

　　1968年我大学毕业，全国掀起造汽车热潮。虽然还没开放，但能强烈感受到汽车需求的上升。恰在此时，《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走井冈山道路》。为什么走井冈山道路？中央鼓励每个省，不管是修理厂，还是维修厂，都自己造汽车。其中井冈山所在地——江西省革委会最典型，他发动每个县都造汽车。当年江西省庆祝国庆节，每个县都造了一辆汽车作为献礼，有的开不动，甚至由人推着参加游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要求，走井冈山道路，全国学习江西。

　　我们也深受这股热潮鼓动。毕业分配时，我想，越远的地方越能发挥自己才能。新疆这么大，一定需要汽车，因此自愿报名申请去新疆。跟我同届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很多同学被分到一汽、二汽、南汽和北汽等全国各地，去新疆的就我一人。

　　到新疆后才知道，这里有3个汽车厂：新疆第二汽车配件厂，生产天山牌；新疆兵团厂，生产先锋牌。此外，还有个交通厅的修理厂，造什么牌记不清楚了。我去的是新疆兵团厂。

　　这些厂怎么造汽车？它们基本依托于一汽和北京，做轻卡就从北京买配件，做解放牌就从一汽买。到新疆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汽两次。干什么？买图纸、买配、买刀具。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袭来。到一汽时，很多人都在怀念饶斌：他在时生产如何好；工人们如何学习；大家干活的劲头又如何不一样……当时饶斌已经到了二汽，造反派们又把他从二汽抓回来批斗。这是我对饶斌的第二次认识。

　　我对饶斌的第三次认识是1975年、1976年的样子，他到机械部任副部长后。这时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上面提出要拨乱反正，整顿经济秩序。饶斌的构想是：二汽不能都在山沟里生产，应该在全国建几个组装厂，也就是现在的CKD和SKD。

　　在他的指导思路下，机械部派出一个工作小组到全国为二汽选组装厂。到新疆考察时，其中有饶斌的秘书，还有一机部和汽车局的司长和处长等。我作为新疆机械厅的陪同人员，将近一个月时间，天天跟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我带他们考察了新疆汽车工业和零部件工业。

　　此过程中，我对饶斌的构想有了深入了解：饶斌不只是站在企业立场，而是从汽车全行业角度来思考问题。也因此，后来东风公司在全国形成新疆、杭州、云南和柳州四个紧密联营工厂。某种程度上，紧密联营和松散联营成为国内最早的汽车联合方式，前者包括产权，后者主要是零部件供应。

　　1978年我调到北京后，为调动少数民族积极性，便积极推动新疆汽车厂加入东风汽车。直到现在，东风公司新疆汽车厂仍存在：地方持股25%，东风持股75%。除生产东风卡车外，也做部分零件，发动机和变速箱由东风运过去，再组装。产品除满足新疆需要外，还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等国家。

　　到机械部规划处时，我是最年轻的公务员。一机部从1968年到1978年这10年间没进一个大学生，我是特需。这期间，我跟饶斌有较多接触。当时一机部下有两个重要的局：电工局和汽车局，饶斌是一机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党组书记。

　　饶斌开始筹备行业大事：一是筹建第三汽车厂（简称三汽）。大概1978年，三汽筹备处成立。他点的将，点了方劼（已去世）和李岚清。方是一汽党委副书记，后调任一机部办公厅主任，文革时调任陕西省计委主任，是三汽筹备组组长；李岚清是副组长。此外，还从一汽、二汽和南汽抽调一些技术骨干加入其中。

　　三汽筹备处一开始在原农机部工作。农机部撤销后，成为国务院第五招待所。他们在招待所租了一层楼作为办公室。筹备处工作很辛苦，每人一个大房间，一半工作，一半住家。

　　筹备处定期召开会议。有时出国考察回来，也要开碰头会。这时，我虽然不是饶斌的联络员，但也叫联络员，或者通讯员。他们一开会，处长胡信民就说，小虞，你去听听他们讨论什么，回来写简报。简报写好后，胡处长修改后，通过汽车局呈送给饶斌参阅。

　　饶斌工作非常细致。他会经常打电话来详细了解简报上的情况。他打电话的风格跟其他领导也不一样，当时还没手机，他拿起电话，总是先自报家门：“我是饶斌，我找××”。规划处是个大办公室，处长、副处长和职工都在一起。饶斌来电话时，有时找胡（信民）处长，有时找我。

　　如若从汽车行业看，饶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这已被大家公认。但从我个人讲——作为承上启下的第二代汽车人，饶斌是我的导师。

　　我从知道他，到接触他，再到较频繁地接触，尤其是中汽公司成立后，他作为董事长要主持董事会，研究汽车工业的大问题。会务筹备处包括我们这几人：滕伯乐（在一汽时曾当过饶斌秘书，在二汽当过一段秘书）、顾尧天（饶斌到部里后的秘书），再加上刘守华的秘书和我，一起组织文件；安排住宿；负责接待等事务。

　　按照饶斌的指导思想，全国成立七个联营公司，分别是解放联营公司、东风联营公司、跃进联营公司、中国重汽联营公司以及零部件联营公司和京津冀联营公司，由中汽公司直接领导。这实际上托拉斯在新形势下的一种组织。

　　同时，饶斌提出很多行业战略性方针，比如“缺重少轻”（缺重型车，少轻型车，轿车基本空白），产品重点抓重型车，抓轻型车，抓轿车发展；机械工业产品质量在文化大革命时乱了套，他对产品质量尤为重视，提出零部件工业是重中之重，提出要“内联外引”（内部联合起来，外部引进新技术），还根据汽车工业发展情况提出“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生产道路。

　　他着力推进三个合资企业上海大众、北京吉普和广州标致的发展。从机械部到中汽公司后，他积极推进汽车工业改革开放，包括组建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后又组建汽车工业投资公司，这些都是对当时体制的突破。此外，他还极力推进以市场换技术，在汽车工业试点搞技贸结合。可以说，三个合资企业奠定中国汽车工业改革开放的基础。而大量零部件引进，则奠定了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基础。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饶斌任中汽公司董事长后，对汽车人才培养格外重视。他认识到，汽车工业发展资金也好，发展技术也好，最终取决于人才。当时办了两所大学，一是隶属于二汽的湖北汽车学院；二是把设在武汉的机械部中等专业学校改造成武汉工学院，然后又把吉林大学汽车系变为汽车学院。这都是饶斌一手推进的。

　　我经常听一汽老同志讲，饶斌在一汽当厂长时，学习风气非常浓厚。不管是技术人员，工人，还是干部，他号召每个人都要上夜校，每个人都要学俄语。甚至他自己也带头学。这种风气，这种精神，在我们现代企业里很少再现。但这是饶斌留给一汽，留给汽车工业的最好财富。

　　饶斌讲话从来不念稿子。我们给他准备的讲话稿，基本上就只提供框架和一些数字，如当年生产情况；投产情况；企业发展情况等，文字则由他自己组织。最令我难忘的的是他最后一次在一汽的讲话。这个细节可能其他同志也讲过。那是1987年7月15日，一汽建厂34周年庆，他出席一汽换代改造庆功会。

　　他说，汽车工业第一次创业是建一汽，这是从无到有的创业，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一汽第二次创业就是完成换代发型这一历史任务，是从老到新，从落后到现代化的创业。

　　他还说，迎接小轿车的发展是第三次创业。第三次创业我就更起不了作用了。但我愿意趴在地上，化作一座桥梁，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实现我们几代人的中国轿车梦，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个胜利……说完，他潸然泪下。全场一开始鸦雀无声，突然爆发出热烈掌声。

　　后来我跟付于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沟通才知道，在这之前，饶斌携夫人张矛到哈尔滨，把自己原来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都看过一遍。我当时听了心里百感交集，因为一般人不讲这样的话。

　　（1987）年7月，北京天气炎热。按照惯例，周子健、段君毅、祁田、胡亮等这些关心汽车工业的老部长们会定期组织召开会议，研究行业重大问题。这次聚会正好是他动身去上海的前几天，地点是中汽公司外事接待室。我作为工作人员到现场服务。

　　大概下午两点多，其他几个老部长还没到。饶斌同志最先到。他一进来就说，小虞，会议室不错啊。中汽公司还有这么好的会议室？

　　刚改造完。我回答说。

　　刚改造完。我回答说。

　　花了多少钱？他问。

　　这个楼接了一条腿，大概花了100多万元。

　　这个花100多万元，我答应给吉林工大汽车学院的钱，你们一直还没落实啊？他笑着说。

　　饶部长知道我在规划处，规划处当时管分钱。我说，饶部长，我们正在落实，一年给不齐，大概要分两三年分批给，国家每年按照基本建设拨款。当时个160万元的建设计划，准备分两三年。

　　这个事情你们一定要落实好。他叮嘱道。

　　老部长们谈完事。饶斌说，我准备去上海一趟。

　　几个老部长都劝他，老饶，上海天气正热，你过一阵子再去吧。

　　这时我听他说，我已答应了江泽民和汪道涵，要跟他们讨论上海汽车零部件的发展。

　　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从总体上讲，饶斌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奠基人主要是建立一汽和二汽，他也参与过南汽发展；开拓者就是汽车工业的改革开放，从合资到技术引进，到自身体制改革，从而带动全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