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雷：政策应长期稳定 不应作为可随时变动的工具

　　主持人：徐老师说自己的预测以前偏向15%，现在可能更接近10%。我看到其他专家的评论，甚至说今年可能不会到两位数，林总怎么看？

　　林雷：从我们的消费调研来看，会发现由于我们的汽车市场有很强的政策性，消费者对市场的判断会存在迷惑。对消费者的研究应该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进行，而不是一下子出台很多政策刺激他购买，出现问题了再取消很多政策限制他购买。现在的情况是，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消费者一会儿被鼓励，一会儿被限制。对汽车产业的定位也一样，之前说汽车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能够拉动中国经济，使我们走出危机；今年又反过来说汽车不环保，使我们效率下降，使我们拥堵，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消费者被舆论和政策引导，在需求上产生了一些不确定性的混乱。很多消费者本来计划要等段时间再消费，但因为受到政策影响，突然间被推进了消费者群体，最后又被拉出来。在做需求研究的时候，我们遇到比较大的困境，什么困境呢？我们不知道政府还有什么政策。据我们研究，目前我国存在拥堵情况，并已经采取措施的城市有22个，这22个城市大多采用了限制需求的措施。这样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研究就变得非常复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第二个不确定因素，到底汽车消费对整个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形成汽车对社会产生负向影响的看法，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会掩盖一些本质的问题，比如说解决交通城市规划问题，城市规划问题被简单认为是汽车消费过度所引起的问题，而不是城市规划本身存在欠缺。比如说交通效率问题，也被掩盖成消费需求过快的问题，而不是交通效率过低。采用的解决方法也比较简单、粗暴，比如说通过不断涨价抑制需求，这与消费者所希望的消费升级存在巨大矛盾。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今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消费者来讲意味着财富缩水。名义财富并没有少，但能买到的东西少了。

　　从这几方面来看，今年车市的前景变得有点模糊。现在来讲的话，我认为车市增速能达到10%就相当不错了。我觉得政府应该确保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可以随时变动的工具，这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汽车行业如果要健康的发展，需要有稳定的政策。

　　现阶段，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不应该仅仅从产能上来对产业进行说评，尤其汽车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大产业，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要从整个行业所需要的产能，所需要的资源角度考虑问题，比如说政府应该揭示能源方面的问题，还有我们钢、铁、铜资源问题。这才能真正的看清楚未来该怎么走，所有的行业参与人员才能比较清楚规划自己的方向，政府的领导也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关键是我们必须有清楚的和长期稳定的政策来支撑这个产业以及未来的变化。比如说多能源的使用，多种技术的使用，比如必须把单车能耗降下来。在欧洲为了环保，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规定出台了非常明确的政策。我们现在很多发达地区做不到这一点。政府的政策取向需要非常清楚。

　　周勇江：金融政策收紧不利于汽车消费

　　周勇江：我同意林总的观点。目前我们国家的燃油主体依赖进口的格局正在形成，国际上石油价格是用美元来结算的，一个时期以来人民币被持续升值，这样的现实表明，尽管油价在涨，但人民币升值会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油上涨的空间；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石油还不是百分之百靠进口，不能把所有进口的成本都转嫁给国内消费者。稳定油价应该成为政府的一项惠民工程，实际上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举措，国际油价上涨的成本应该更多地分摊到流通和深加工环节，比如减少税收，有节凑地抑制石油部门的巨大盈利等等。

　　另外，对金融政策，我也提出一个动议，要么是宽松利率，要么就保持长期利率稳定。现阶段调控的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而汽车行业完全没有通胀，银行需要推进大汽车金融业务，更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策略。比如贷款利息，应该和投资贷款的利息不一样。还有贷款的额度，不应该跟投资的额度捆在一起，而且应该逐年增长，现在一下子全部收紧了。这种在金融政策上的一刀切也是不利于汽车消费的。

　　主持人：中国的车市不能以通胀的数学模型，经济模型去衡量，徐老师应该经常做预测和分析，是不是对这个身有感触。

　　徐长明：车市增速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徐长明：我们做预测的时候肯定要加入政策因素，不得不考虑。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西方的市场经济肯定有所区别，咱们国家政府对经济调控成份比较大，对经济管理范围比国外要广。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维持10—15%的速度，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汽车市场目前的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就应该有15%左右，没这个水平的话反过来会对经济各方面产生影响，按照市场发展规律，应该对应，如果对应不上去，就说明了你违背规律了，违背规律可能就会遭受惩罚，所以我们希望它维持这样一个速度，不要过急过快。